《子路篇》：美德之学，无视人的自然情感和自然状态

《子路篇》是仁学的为政篇，为政是作为礼崩乐坏应对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立于春秋，无视外界的政治环境，无视肆虐的周遭小人，仁学提出的美德立世，无异于自绝于世，美德所产生的巨大成本，必须通过政治改革而得以消除，若无视大变动社会的政治扭曲，一味地要求自身的道德修养肯定是不现实的孔子民生思想，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中国传统后来宋明理学就存在这一方面的问题，将政治改革和政治环境的选择完全抛弃，一味地强调圣人美德之学，无视人的自然情感和自然状态，演变为成为扼杀人的自然本性的学说，鲁迅说中国传统的“吃人属性”，应该针对的就是这一方面，即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转变为“意、必、固、我”。

整个《子路篇》将《为政篇》的政治思想进一步细化、展开。在《为政篇》中，仁学提出政治改革的思想，从传统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改变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传统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完全舍弃庶民的民免无耻的治理，转变为关注民智开发，民有耻且格的成长。这种转变是社会治理中心的转变，从传统的贵族社会转变为庶民社会，治理中心的转变，也意味着治理方法的转变，即民服、民足、民信、民敬、民善的五民治理。13.4就是指出民敬、民服、民善的治理。

13.4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pǔ）。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子路篇》：美德之学，无视人的自然情感和自然状态，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参考译文】樊迟请求学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经验丰富的老农。”樊迟又请学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经验丰富的老菜农。”樊迟退出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啊。（他怎么就不明白？）居上位者喜好礼，老百姓就没人敢不尊敬；居上位者喜好义，老百姓就没人敢不服从；居上位的人喜好信孔子民生思想，老百姓就没人敢不真诚。要是能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着襁褓中的小孩来投奔，哪儿用得着亲自去种庄稼呢？”

樊须就是樊迟，须是名，迟是字，樊迟在孔门中是个重要人物，在《论语》中也是个标志性的人物。樊迟应该出生庶民，而且，天资平平，对于仁学的理论不得其要。但樊迟虚心好学，更可贵的是，百折不挠，对于孔子的问题打破沙锅问到底，因此，樊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底层人士学习仁学的视角，极具有普遍意义。对于理解仁学极其具有价值。

此章中说的小人，还是需要依《论语》的整体解释方法，不能依传统的解释作贬义解释，而是内在人格微小者，作中性解释，与小子同义。孔子毫不客气地批评樊迟是小人，是说他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为政问题与整体的社会治理有关，而无具体的农业的种粮种菜无关。整个仁学问题也是如此，与内有的自主人格的成长有关，而与外界的评价、财富、地位、身份地无关。

此章传统解释是孔子斥责要 “学稼” “学圃” 的弟子樊迟，说明孔子并不重视民生。但若是采取整体解释，这样的解释与为政中“民足”的思想相左。此处与孔子的为政思想的内涵有极大关系，他开门办学、培养学生，不是为了以后去种庄稼种菜，是实施礼乐教育，为了培养君子，他们从政后可以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主张君子和统治者的任务是通晓使民众 “心悦诚服” 的礼制，至于耕稼及其技艺则非重点。

第一，此章中孔子不支持弟子关注“学稼”、“学圃”，与他 “重民” “富民” 思想并不矛盾。为政者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本”，克服礼崩乐坏的本并非农业，而是需要崇尚礼制、道义、诚信，百姓就能心悦诚服而尽职尽责地劳作，国家政治局面和经济状况就会变好。如此一来，邻近诸侯国的百姓都会被吸引而前来投奔。人口多起来了，土地都能被开垦，粮食蔬菜会堆成山，执为政者哪用自己种地呢？孔子的反问是提醒学生，社会有分工、术业有专攻。居上位者的职责是用礼义信去规范风气，不必凡事亲力亲为，用不着去花时间精力学习种庄稼、种菜；社会民众的职责是种粮食种菜。对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问题的关键是为政思路的转变，而非依传统的治理思路，从重农始，让利于民，使民于时。过去批判孔子的时候，说孔子不肯教樊迟学稼，是他对农业生产不重视，是对劳动人民的歧视。显然，这是一种误读。此处孔子并非否定学稼、学圃，而是在批评樊迟的眼光不远、格局太小，不理解仁学所传递的为政思想。

第二，也有学者认为，樊迟学种粮种菜目的并不是要当农民自食其力，他是要学习这些技术，然后将这些技术教给农民，当一个精通专业的管理者，甚至可以亲自种试验田，为农民探索栽培技术，靠新技术而提高生产能力。樊迟的想法于古有据，古代高位的统治者也有从事农耕的光辉事迹。舜能亲自耕作，其美德驯化了一方百姓，后稷教百姓种植，其技术转化成了巨大的生产力。樊迟请求学习农耕技术，未尝不是想以舜与后稷之类的圣贤人物为榜样，有一番新的作为。这种思路在治世，或是在非礼崩乐坏的时代是成立的，但是孔子民生思想，礼崩乐坏之下，依传统的逻辑思路，无法实现立世安邦，而需要采取创新性的仁学思路，而为政则是这一创新思路的体现。

虽然，樊迟想学农技并没有错，懂点技术总比不懂好，但他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是舜的时代是一个德治时代，所以舜的表率行为能够对尚为淳朴的民众产生影响作用，而春秋时期是个乱世，礼崩乐坏，礼制都不能奏效了，舜的那种做法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社会了。其次后稷的时代属于农业技术的开发时期，一项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立刻就能推动生产力大幅度提高，而春秋时期的传统农业技术已经趋于成熟，想靠技术创新来推动农业的进步已经很难实现了。

即使樊迟主张执政者要亲自种地，其出发点是为百姓做出表率。孔子也不赞同这样做，因为此仁学的为政思想是政治改革，是在礼崩乐坏之下如何能够“为政以德”，与舜、后稷的以德治世的时代完全不同，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转变为政思路，实现高效率的管理，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亲自种地的想法是幼稚浅陋的见识，其结果会事倍功半。

第三，本章指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如何实现民足、民服、民善，这是区别与传统的贵族政治的仁学为政的中心，一者说明治理中心的转变，从贵族政治转向庶民政治，二者，依传统的重农思想无法实现民足、民服、民善，而需要实现新的治理思路《子路篇》：美德之学，无视人的自然情感和自然状态，即启蒙庶民，通过私学，开化民智。所有治理的目的在于民足、民服、民善。“樊迟请学稼章”全面提出了如何实现政治改革的思路，如何实现民足、民敬、民善，民众的启蒙才是解决礼崩乐坏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