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篇章：文人环境、地位的改变

曹丕所处的文学时代背景，以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论，正是处在建安文学开启与发展的黄金阶段。此时中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变时期。文学自觉观念的出现和文人环境地位的改变，带来了非功利文学的发展。

此时充满个性张扬的文学作品，在创作数量和风格上都异彩纷呈，争奇斗艳。与此同时，文体在自身衍变的过程中，受到历史现实因素的影响，凝聚了时代的烙印而逐步衍变创新开来。

这些文学嬗变的因素，伴随着时代思想潮流和审美观念的改变，开启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篇章。从历史现实背景因素出发，去考察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历来被文学史家所接受。对于曹丕的研究，更应该把视野投入到文学历史背景去，这是极具意义的。

一、文人环境、地位的改变与思想解放

东汉末年灵帝中平元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黄巾起义的战火尚未扑灭，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又再次拉开。东汉政府制约社会的皇权机制和儒家道德纲常，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中轰然倒塌。连绵不息的战火，使得当时的人们生活在颠沛流离之中，而饱受战乱之苦。

社会风气和人伦秩环境序的矛盾日益冲突尖锐起来，致使文士之流的儒家理想，在面对现实社会时被无情地击得粉碎。然而时代的痛苦曹丕的文学作品，却带来了精神上的解放与个体上的自由。文人们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和人生际遇中，脱离了汉儒时代的人生定位，并与建安时代诸多因素相酝酿，改变了文人环境与地位。

自西汉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提出“独尊儒术”、“天人感应”理论学说之后，皇帝权威得到了绝对的强调。甚至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也因此为主基调定型发展开来。依附在大一统政权上建立起来儒家思想，造就了儒生们虔诚的儒家正统观念，并为维系大一统的政权与布道儒家纲常伦理而服务。

儒生步入太学从儒经典，尊守严说以教民，崇圣法古以治世，参与政治求以功名博得环境出仕，此时的儒生环境地位都很单一。而到东汉时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阶层，以儒生、法吏、文士三种类型组成。这三类人都学儒，但文士却是从儒生中分离出来的。

因这部分人已有脱离正统儒生的轨迹，因其兴趣广泛、作风自由，而受到当时正统社会中儒生们的排挤。这些人在当时社会中被称为“浮华士人”。文士阶层的出现，再加之东汉初期统治者，以察举、征辟的方式招揽贤才。这为思维敏锐、文采出众的文士们，入仕当朝幵辟了新的从政之路。

由此自西汉以来的儒生，开始了身份地位多元化的改变与发展。东汉中后期，朝廷政权开始由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察举、征辟选拔人才的制度在后期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篇章：文人环境、地位的改变，一度被士族豪门把持。察举制选拔官员的标准变的腐败不堪。此时“知识阶层被‘边缘化’。王室贵族不言而喻地占据着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的中心。

接近王权的宦者集团与外戚集团则利用王权对权力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并不拥有思想与学术的人凸显于历史的中心地带，而拥有思想与学术的人却被挤到了历史的角落。这种形势下，降低了文士们以经学致用，干预政治的权威。他们幵始持理想主义精神，以儒家道德标准和崇环境高的人格来标榜自己，评点时政揭露黑暗。

在此环境下文士们从政权的维护者慢慢地转变为政权的评判者。然而文士们人生理想的诉求并没有因为“清议”之风的盛行而得到实现，却继而引出历史环境上两次“党锢之祸”。血雨腥风的两次党禁期间，大批文士被杀，幸存者也生活在极度恐怖之中。

对旧有儒家传统人生理想、价值观念及信仰的追求，此时转变成了对儒家传统精神理念的怀疑与否定。此时文士所处环境与地位显得极为尴尬，文士知识阶层被权力中心彻底置于边缘化。对于儒家人生理想诉求的价值体现，深感飘渺虚无而焦虑。

至东汉末年，王朝的统环境治很快被战火给吞嚼，王权随之分崩离析。无常的现实生活，将文士阶层置于一种价值重塑的阶段。文士们对生存意义的思考，伴随着动荡不定的社会环境，催促着生命意识的蓬勃而兴。于是变平天下之责为独善其身之己任，纷纷将眼光由宗经、徵圣、明教、转到关注自身价值意义上来。

至此文士们个体生命意识得以觉醒，独立人格得以塑造。建安时期，曹操不拘儒法宽泛招揽贤能，将一大批文士集聚在身边委以重任。使得许多文士从事军文官，担任幕僚、记事环境等工作，使得他们地位提升脱颖而出。

曹丕也公开肯定并提高了文人及文学独立个体的价值意义。以上两点都直接关系到了文人环境及地位的改变。从此文人和文学从依附于儒政及儒学中独立出来，幵始了崭新发展的未来。

二、文学的繁荣发展

建安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变化，给文学的繁荣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在价值观方面，建安文人们对于儒家忠孝观念趋于淡漠。文学的讽喻讽刺传统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人的自觉”思想复苏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篇章：文人环境、地位的改变，乃至逐渐成为时人思想主导的同时曹丕的文学作品，文学被看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因而文学也走向了自觉曹丕的文学作品，并拥有了自身独立的价值。

文学从功利性的教化明政，走向非功利性的主体生命及个性情志的表达。这些因素使得文学成为永恒的事业，一度出现百家争鸣之局面，并同诸多建安文人们一同见证了，一个时代崇文之风的开启。

建安时期诗歌、辞赋、散文大量的创作。显示出了文学创作繁荣的迹象。汉代诗歌以汉乐府诗歌为主，民歌色彩比较浓厚。在数量上，三曹都有乐府诗的创作。曹操诗歌全部是乐府诗，曹丕、曹植乐府诗歌作品所占数量也极为可观。

在体式上，这个时期诗歌的形式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及杂言，各体式中均有佳作问世。曹操四言诗歌慷慨悲凉、气韵沉雄，开一代“建安风骨”之气象，为后人所追慕。曹丕的四言诗清丽儒雅，有复兴四言诗之贡献。与此同时，五言诗歌创作更为突出。

辞赋创作方面，篇章承汉中叶体制趋于短小抒情化，赋的抒情言志效能增加，到建安时更加普遍。汉赋鸿业美刺的文学观念，逐渐趋于支配地位。

文人思想解放和个体意识的增强，不但带来了新颖的思想观念，还使得文学的形式和题材都发生了变化。曹丕言：“诗赋欲丽”，将赋体文学等同于诗歌，扩大了赋文学创作的领域和范围。辞赋在形式创作实践过程中，将诗赋相互借鉴彼此融合，呈现出赋的诗化倾向，折射出建安文人阶层新的审美情趣。

在赋题材方面，更加丰富多彩。在汉末至少是隐性的题材形式，到建安时期却明显凸显，并在关注妇女情感题材方面，显著有开拓现象。建安善写赋之作家人数众多，这一时期的文人们几乎是诗人兼辞赋家于一身。他们所创作的辞赋作品与诗歌作品并驾而行，赋风之盛可谓百花齐放。

在散文创作领域，三曹七子及建安诸子都有数量不等的散文流传下来。建安散文在承袭汉代散文的基础上，在体裁环境上一改汉代颂、铭类散文居多，而为书、论、笺、表、令类散文体裁趋多。其风格上也与汉代明显有变化，散文文气舒缓不很慷慨激扬，行文趋于华丽，文体有由简入繁的趋势。更具承载作家思想与情感的文学性。

另外政策方面，加大了对文学进行扶植的力度。使得文学教官或侍从，得以普遍兴起，进而促进了学术之风的盛行，以及文学团体的出现。文人们有机会交往、交流讨论文学。而当时的邺下，文人们经常公宴玩乐，继而相互交流创作文学作品。如此文学群体逐渐形成，为建安文学风气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总结

东汉末至建安时期的文人环境与地位的改变，不仅带来了新思想新活力，还因为此时的文人善于独立思考、知识面广泛，使得建安文学的发展，形成独特的风格特点。建安文学在诸多文人的共同创作中，有了自身的历史并凝聚上环境了时代的烙印。

而崇文之风的盛行，不仅造就了辉煌的建安时代，而且使得身处在建安时代的文人们，可以自由地去彰显其拥有的情感与才智。文学之风的盛行、学术之风气的高涨，带来了文学创作新的气象，其意义对后世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此中国文学色彩中，有了一种生命易逝的死亡感，强烈地体现出生命易逝的人生无常。这与文人环境与地位改变后，所寄托到文学中的思想不无关系。而从文学内容、题材衍变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文人环境与地位的改变，同样也是此变因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