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鼓盆而歌”与楚人丧俗仪式

“鼓盆而歌”与楚人丧俗仪式

我们知道，庄子丧妻时的行为很是惊世骇俗：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10]

庄子此则寓言颇受儒者诟病，因为《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这是常情，岂能违之？竟使丧妻被后世文人称为“鼓盆”.但这也事出有因，它与某些原始民俗有着微妙的关系。据《明史·循吏列传》：“楚俗，居丧好击鼓歌舞。”[11]对此，清同治五年湖北《长阳县志》卷一可以验证：“丧次擂大鼓唱曲，或一唱众和，或问答古今，皆稗官演义语，谓之打丧鼓、唱丧歌。”又清同治五年湖北《巴东县志》载：“旧俗殁之夕，其家置酒食邀亲友，鸣金伐铙，歌呼达旦，或一夕，或三五夕，谓之暖丧。”这些风俗记载所涉是楚地西境，至于贵州、浙江、岭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更不乏此类风俗。以致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二皇帝上谕：“朕闻外省百姓有生计稍裕之家，每遇丧葬之事庄子的“鼓盆而歌”与楚人丧俗仪式，多务虚文，侈靡过费。甚者至于招集亲朋邻族，开筵剧饮，谓之闹丧。且有停丧处所，连日演戏，而举殡之时，又复在途扮演杂剧戏具者……此甚有关于风俗人心，不可不严行禁止。”[12]这种到明清时期犹存楚地的古俗，说明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出自家族风俗记忆，因为在古中国的习惯中，其他生活方式或可随乡入俗，惟有“丧祭从先祖”,[13]这个惯例是不能随便变更的。只不过也许庄子流亡异地，家穷无法邀集亲友或延请巫师击鼓歌舞，只好独自为之。

从庄子向惠子阐述为什么“鼓盆而歌”的原因来看，庄子已将古俗哲理化了。庄子看透了人之生死只不过是天地之气的聚散鼓盆而歌庄子，通晓了万物皆化的道理，所以，在鼓盆而歌的行为中，便自然含蕴着见证天道运行的仪式。从《庄子》书记载三友论生死鼓盆而歌庄子，以及友死鼓琴相和而歌，我们同样能够感到古俗的哲理化。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穷终？”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友。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14]

这种临尸而歌的行为，是与儒家之礼（丧礼）相左的。临尸而歌的音节，则带有《吕氏春秋·音初》之所述“候人兮猗”的“南音”情调。对丧事楚俗的哲学化，使庄子把家族记忆有机地纳入自己的思想体制中，从而令人在其畸行奇思中感受到对自然辩证法若有所悟的超脱。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既以这种生死意识对待妻、对待友，又以之对待己，这不仅显示了庄子对楚俗信仰记忆的深刻性，而且显示了庄子把楚俗信仰转化为人生哲学的彻底性。《列御寇》可能出自庄子后学的手笔，其中这样记载：“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如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15]这种生死体验是与东鲁儒学迥异其趣的，儒者有言“鸟之将死鼓盆而歌庄子，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论语·泰伯篇》曾子语）。而庄子将死，其言却非哀非善，超越哀善，思以天地万物、日月星辰为己葬仪，己也融入万物齐一、万物皆化的巨流之中。楚人擅长的生死想象与天地想象相结合，使万物皆化进入未始有极的状态，超越生死大限而直抵宇宙起源的混沌之根庄子的“鼓盆而歌”与楚人丧俗仪式，未及鼓盆而聆听到天地生灭的哲理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