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出世思考，经历400年大一统的精神

《庄子》的出世思考

经历两汉400年大一统的精神禁锢庄子是啥，尤其是经历东汉末年黑暗政治的极度惨烈的荼毒之后，人们忽然从庄子那里，找到了入世/出世的新维度，一个孔子从未开拓过的第四个层面的意义：

入世做官，对士人来说，还意味着一种损失：名教、官场制度、甚至社会政治责任，这是对人性自然真情的束缚和禁锢。

庄子真的这么认为吗？

1、《庄子内篇》：心隐

如果仅就《庄子内篇》来看，庄子对于入世/出世问题，其实有一个非常完整的阐述，即：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情。

所谓的“出世”《庄子》的出世思考，经历400年大一统的精神，只是让你放弃各种世俗价值追求的执念：名、功、己（自我形象），等等。这就是“出世的心”。

但是打破这些俗念，并不是说让你远离尘世，因为人实际上不得不社会化地生活着，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只不过，以出世的心入世，和俗人入世的区别，不过就是淡泊名利，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情，不计名利，不计成败。

所以，后世又有学者把庄子这种隐居情怀称之为“心隐”。

但是这话说起来简单，具体如何把握，就很复杂微妙；而且，光是打破各种世俗的执念《庄子》的出世思考，经历400年大一统的精神，就需要不断地修炼，需要很多生活阅历，和人生的机缘，不是光读《庄子》就行了的。

2、《庄子外杂篇》：出世的具象化、高级化

据历代学者考证，大致认为，《庄子外杂篇》应该主要是各种“庄子主义者”所作，而且成篇的时代也不一样。

他们基于对庄子内篇的理解，各自发挥。有一些篇章，颇能对庄子心学的微妙之处加以阐发，读来大有裨补的。

但是也有一些篇章，执其一端，偏离了庄子的主旨。

当然，所有伟大的思想都是这样，越是微妙之处，越难被理解；越是偏执的发挥，反倒越是醒目，越容易被接受。

在《内篇》中，庄子强调的是出世的心，但是，“心”是难得看到、难得揣摩的，于是庄子不得不通过上古传说人物、甚至是自己随意编造的一些世外高人、事件，来形象地表达他的“出世之心”。

比如《逍遥游》中就有御风而行、吸风饮露、水火不入的仙人，有傲视尧舜的隐者，还有处之“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的庄子自己。

又比如在《齐物论》，庄子把人世间称为方内，方外则是缺乏人力控制干预的自然世界。然后圈子越画越大，而且似乎越是方外，越是高妙。

最后，庄子提升的境界，连宇宙都装不下了。

再如《德充符》、《应帝王》里面塑造了几个方外高人，不关尘世，人们却对他仰慕不已；高人架不过俗人的纠缠，稍做点拨，俗人就如同醍醐灌顶，高人还根本不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走了。

如果你理解了庄子的真意，则这些现实中不可能的人、事，不过就是个隐喻。

但是，到了《外杂篇》，记载庄子本人确实就是个宁可放浪江湖，穷困潦倒，也不愿意做官的隐者，还说过很多蔑视权贵，蔑视汲汲以求富贵的话。

一部分庄子主义者们的篇章，就对这些被外化的人物形象、事件加以大肆发挥，尤其强调了两点：

第一，有形的出世，隐者、方外高人，变成了庄子倡导出世的符号。

庄子借用的一些传说中的、甚至是庄子随口编造的隐士形象、方外高人的形象，全都复活了。

好像出世比入世高、方外比方内高。

而据文青云的考证，好多上古的隐士，其实都来自于传说，或者庄子的编造。

第二，不加雕琢的自然成了人生导师，去除了社会性的人性（动物性），成了道德的典范。

《庄子内篇》中，强调的是士人内心的执念对人的压抑和禁锢，到了《外杂篇》，变成了外在的礼教、制度规范，对人的压抑和禁锢。

如外篇《骈拇》、《马蹄》等四篇。

于是越是远离尘世的自然世界越好越纯净，越是没有沾染文明的动物越是值得颂扬。

比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是啥，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这活脱脱就是让人师法自然。

三、魏晋对庄子出世情怀的误读，与东晋对山水之美的发现

由于庄子学属于心性学，几乎不涉及治国平天下的现实问题，甚至刻意规避，所以从战国后期到两汉，帝王不用，下面也少有人学习。

【按：庄子是只谈心性，不谈技术。好比问中国足球队为什么总是失败？

某候选教练只谈心态问题，不谈“技不如人”。那你要是中国足协的话，你也不愿意聘用他。】

1、竹林七贤的误读

直到魏晋，尤其是稽阮的言行和郭象的阐释以后，庄子学开始大兴。

竹林七贤传承庄子学的视角，是庄子的自然、真情。

庄子有这个主张吗？

有，但是在庄子《内篇》中，实际上是要把自然真情，灌注于世俗生活中，包括官场生活中。

但是，到了竹林七贤那里，却把《庄子外杂篇》的某些思想大肆发挥，把不加雕饰的自然与人世文明对立起来，把随心所欲的真情与名教（社交礼仪、社会责任）对立起来了。

其中，嵇康的思想和行动表现的最为明显，从这一点来看，他应该算是魏晋风度独一无二的精神教主。

2、西晋对庄子的误读

到了西晋，逍遥派和放纵派，对于追求真情有不同的理解和发挥。

放纵派理解的自然真情，就是坦褆裸裎、纵酒取乐，醉生梦死。

这是人的情欲当中最低级的部分，基本上等同于动物性。

逍遥派理解的自然真情，则要高级一点，是与物无杵，随风飘荡，任意东西。

但是对于孔子的内心纠结之处：道德操守、士人的使命，天职，则在两派心中，全无痕迹。所以，他们在弃绝官场（重点是官场背后的事务、事务背后的社会责任），却是一致的。

但是在西晋，士人的主流，并没有人把这种出世，与隐居联系起来，更没有和山水联系起来。

这不仅是（或者不是）因为，洛阳周边没有会稽郡一样的好山水。

而更是因为，整个西晋，不论是晋武帝时期，还是后来的八王之乱期间，都存在高高在上的皇权（皇族）权威，

他们在潜意识中，还不敢于形成傲视皇权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秩序的心理情结，这大概也是他们吸取了嵇康的教训的结果吧。

3、东晋士人的误读与新的政治形势

但是到了东晋，情况又为之一变。

士人的外在政治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就是门阀士族政治的形成，一方面，皇权形同于无了；另一方面，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士人已经成为当然的官场主宰，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门阀士族天然是官儿了。

由于皇权不振，士族没有了蔑视权贵的外在恐惧（也算是自动抛开了“功利因果链”），于是对自然真情的向往就喷薄而出了。

又由于士族成了天然的官僚，职场成了一种离不开，甩不掉，不得不为之的无奈。

于是问题被倒置过来了，在儒家，入世是一种使命，出仕是一种无奈。

而到了东晋的庄子信仰者那里，出世是一种人性自然的最高境界，入仕反而是一种无奈了。

但，尽管东晋士人如此向往出仕隐居、如此寄情于山水，现实当中，却是很难真正跨出这一步的。

因为不管你如何向往，隐居山林，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生活选择。

在王导还在世的时候，曾经有好事者从会稽郡的莽莽山林里，挖出来一个真正的隐士，名叫郭文，此人本是一位中原士人，雅好山水，年轻的时候就四处游山玩水。

后来赶上中原战乱，他一个人挑着担子，跑到江东的山林里，又隐居了好几十年。大概是老得不行了，不知道是自己愿意，还是被好事者刻意拉出来了。

王导等一大群名士，像迎接神仙一样地把他接到府中供养，史书上还记载了当朝大官温峤和郭文的以下对话：

问：人都有六亲，你为什么把亲族都抛弃了？

答：我本来是出来修道的，无奈身逢乱世，想回家也回不去了，所以只好在这里定居了。

问：食色性也，性欲如同渴了要喝水，你就不想找个女人吗？

答：情欲都是由意念导引的，不往那上面想，就不会有性欲了。

问：您一个人住在原始丛林里面，如果生病死掉了，尸体会被野兽吃掉，你不觉得悲惨么？

答：人行葬礼，放在棺材里，最后还是会被蝼蚁吃掉的。有啥区别吗？

问：山上有好多野兽，你不害怕么？

答：人没有伤害野兽的心，野兽也就不会伤人。

问：现在世道不安宁，个人也无从安身立命。如果我们想用先生出山救世庄子是啥，先生肯不肯出山呢？

答：我就是山野里面一匹夫，怎么能救世？！

实际上，郭文在山中所遇到的麻烦，要比这简短的对话凶险太多。

一个是猛兽毒虫。

郭文在山中是真的遇到过老虎的，结果被他用平和的心态，化解了。另一个问题是普通百姓对隐士的欺辱。在《晋书隐逸传》中，记载过很多隐士有这样的遭遇。

当你无权无势，又是孤身一人的时候，你遇到的某个或者某些百姓，就是猛兽。

此时，你甚至需要拿出远高于对付世俗社会的智力、勇气、德行来应对、来化解这种欺辱。

而这些智、勇、德，其实大多数名士根本不具备。他们甚至连野外生存的基本的体力都没有。

名士许询是少有的几个上山隐居的人，人家都羡慕他，说他腿脚好，能爬山。背后的意思则是：一般名士连爬山的体力都不具备。

于是，越是现实中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越是被极度美化、幻化，成为一种玄远的情怀，被表达在诗情画意里。

而山林成了他们意淫的核心对象，那里面有自然，有宇宙的真理。

于是，就形成了有维度指向的如下序列：

官场------（还在人世间的）田园------（人迹罕至的）山林------（更加玄远的）宇宙

越是排序前面，越是失掉自然真情、越是堕落；越是往后，越是符合自然真情，越是玄远……

这就是东晋士人发现山水之美的社会心理导向。

实际上，在整个东晋名士中，并非都误读了庄子，至少有三个人，明白了庄子的心隐的，孙绰、王羲之、谢安。

但是大多数人都是谢万这样的，认为越是出世，越是高人。毕竟俗人多，真懂的人少，于是自然山林崇拜，成了东晋一时的风尚。

最后，想总结一下的是，从嵇康以来，直到东晋，已经一百多年，中间经历了许多变迁，为什么士人们心中崇尚自然真情的情结，与官场对立的情结，仍然不能忘怀？

这应该是对两汉长达四百年之久的人性禁锢的反动的结果。因为两汉的精神禁锢有毒，所以需要魏晋长达400年的崇尚老庄的自然来消毒，来拔除。

但是老庄的建设性的实用价值，应该一直要到盛唐才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