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中记述的社会政治思想与特点

李养正

成书于汉代的《太平经》，是太平道的主要经典。它除了宣扬神仙信仰及方术之外，还用较多的篇幅直接或间接地谈论了当时世俗的社会政治问题。它不仅诱导信仰者追求彼岸的神仙境地，而且也热切地呼吁人们能在大地上创建一个理想的太平王国。关于太平道的信仰，笔者已在《从太平经看早期道教的信仰与特点》一文中择要论述，现就《太平经》中记述的社会政治思想，择要加以评述，使对太平道的面貌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太平经》以 “太平”名经，是因为“太平”二字概括了造经者们社会政治思想的目的与基本理论。

何谓 “太平”?

《道教义枢 ·七部义》中解释说：“太平者，太言极大，平谓和平”。又说：“能使六合同文，万邦共轨，君明物度，可谓太平”。

《太平经》卷一至十七中说： “澄清大乱，功高德正，故号太平”。

卷四十八中说： “太者，大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

卷九十三中说： “凡事无一伤病者，悉得其处，故为平也”。

卷九十八中说： “平之为言者，乃平平无冤者，故为平也”。

总括起来说， “太平”就是极大和平、极大平均、极大公平。宇宙万事万物皆生活在这样的自然境地和社会境地中，无一物受伤病，亦无一人受冤，各得其处，各得其乐。

《太平经》中有多处描述了这种理想世界的景况，如卷九十六中说： “天地得以无病而喜；帝王得以自安而喜；贤者得以自达而喜；百姓得以自解不冤，家富人足而喜；奴婢得其主，不为非而喜，四时五行得顺行，民谨不犯之而喜；万二千物各得其处所，不见害而喜；鬼神见德君可为积善，亦复悦喜；恶气不复上蔽日月三光亦喜；太上乎气得来治，王者用事亦喜，恶气得一伏藏，不伏见使行诛伐亦喜，夷狄得安其处，不复数来为天战斗亦喜；军师使兵器得休止不用，士卒不战死亦喜。凡天地之间，若此喜者众多，不可胜记”。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六中说：“此文行之，国可安，家可富”。总之，这个理想王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无灾异，无病疫，无战争，人人向善，君明臣贤，人无怨恨，万物无所伤，悉各得其所乐，是一个极为和平安乐的社会。

先秦的神仙家，也曾有他们所理想的幸福仙境，如《列子 ·黄帝》中便用幻梦勾画了一个“华胥氏之国”，说那里“国无帅长”、“民无嗜欲”，人们“无夭殇”、“无爱憎”、“无利害”、“无畏忌”，“乘空如履实，寝虛若处床”，“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又说，在“海河州”中有“列姑射山”，山上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吸风饮露，不食五谷”，“不偎不爱，仙圣为之臣。不畏不怒，愿懇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敛，而已无愆。阴阳常调，日月常明。风雨常均，字育常时，年谷常丰。而土无札伤，人无夭恶。物无疵厉，鬼无灵响”。《列子·周穆王》中说，天上有一个“化人之宮”，“构以金银，络以珠王”，“耳目之所观听， 鼻口所纳尝，皆非人间之有”。《列子·汤问》中说，在渤海之东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大壑，名曰“归墟”，其中有五座山，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山周旋有三万里，顶平处九千里，山与山相隔七万里。山上“台观皆金玉”，“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山上住着“仙圣”，食的是有滋味的仙果，不老不死，仙人们“飞相往来”。又说，在北海之北很远很远的地方，有名“终北”之国，无风雨霜露，不生鸟兽虫鱼草木；国中有名“壶领”之山，顶有口名滋冗，有泉水涌出名神瀵，香过兰椒，味过醪醴，分四股流遍全国，人们“不兢不争”，“不骄不忌”，“不媒不聘”道家思想治国，“不耕不稼”，“不织不衣”，“不死不病”道家思想治国，整天相携歌唱，饥倦则饮神瀵，经句才醒。《史记·封禅书》中说，齐威、宣王、燕昭王时，传说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山上住有仙人，山上有不死之药，山上禽兽等物皆白色，以黄金银为宫阙。把神仙家虚构的这些幸福仙境与《太平经》作者们所理想的王国相比较，很明显，前者是幻想中的渺茫世外之境，而后者则就在人们生活的大地上，前者是要人们去寻觅那虚幻的仙国，而后者是呼吁人们按“真道”来改变民不聊生、充满苦难的国度。不只是勾画出了苦难者所憧憬的幸福王国的轮廓，而且以他们宗教天道论为指导思想，提出了以奉天地、顺五行、调阴阳、尚道德为纲领的方法论。在这样的方法论之下，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又具体地提出了实现理想的一系列主张。

(一)反对昏愚之君，拥戴明德之君。

造经者把封建帝王之治的状况分为 “四治”、“五治”、“十治”。

何谓 “四治”?即天治、地治、人治、跂行万物治。所谓“天治”，即君主尊重有道德者，待老臣如“父”、“师”，同合策、同忧患，共安其位。所谓“地治”，即君主能承天志意，并能友事其臣，同志同心。所谓“人治”，君卑用其臣，待臣如子《太平经》中记述的社会政治思想与特点，或臣学浅，未能为君深计，其治小乱。所谓“跂行万物治”，社会无礼仪、无道德、无知识、无上下，君视其臣民如狗，如草木，亦不择臣而仕，人们只知道争夺取胜，因而社会乱败。

何谓 “五治”?即上君之治、中君之治、下君之治、乱君之治、凶败君之治。所谓“上君之治”即君主以道服人，得天之心，其治若神。所谓“中君之治”，即君主能以德服人。所谓“下君之治”，即君主能以仁服人。所谓“乱君之治”，即君主只是以文服人。所谓“凶败君之治”，即君主只是以刑杀伤服人。上君、中君、下君能以道、德、仁服人，是善政；以文服人必乱，以刑服人必凶。

何谓 “十治”?即元气治、自然治、道治、德治、仁治、义治、礼治、文治、法治、武治。天使风气养育万物，为“元气治”。地顺自然，顺善得善，顺恶得恶，为“自然治”。人君能够顺承天地中和，为“道治”。此三治为上治法。君主能以德、仁、义、礼治天下，乃中治之法。君主若以文、法、武治天下，则为下治之法。

不论 “四治”、“五治”、“十治”，都没有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意思。认为封建帝王是天然的统治者，理想的政治只是希望能有一位能以道、德、仁治理天下的明君。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六中说：行道治，“凡大小不复相害伤，灾害悉去无祸殃。帝王行之，天下兴昌。垂拱无为，度世命长”；行德治，“凡有德之人推谦相事，天下德人毕出矣。以是为法，安坐无事，帝王行之，其国富”；行仁治，“以仁召人，仁人尽来矣。帝王行之，天下悉仁矣”。又说，“失此三者，乱之本也；不循此三者道家思想治国，名逆天。故圣人苞道德行仁，过此而言，属万物之行矣”。

《太平经》对治乱状况作了这些区分，并以此对照当时的政治状况，对当时朝政表示十分不满：

卷十八至三十四中说： “帝王其治不和，水旱无常，盗贼数起，反更急其刑罚，或增之重益纷纷，连结不解，民皆上呼天，县官治乖乱，失节无常，万物反伤，上感动苍天，三光勃乱多变，列星乱行”。

卷四十三中说： “君聋臣瘖，其祸不禁；臣昧君盲，奸邪横行，臣瘖君聋，天下不通，善与恶不分别，天灾合同，六极战乱，天下并凶，可不慎乎哉?”

卷五十一中说： “人民云乱，皆失其居处，老弱负荷，夭死者半，国家昏乱迷惑，至道善德隔绝，贤者蔽藏，不能相救，是不大剧病邪?”

卷九十二中说： “今邪人多居位，共乱帝王之治，今使正人不得其处，天地为其邪气失正。”

卷九十七中说： “君愚，其洽常乱愦，不得天心，霸君之臣尽佞伪，多猾巧诈，共荧惑其君，使其失天正路，反入凶户，故与天为大怨”。

《太平经》中对当时政治状况的看法，概括起来是：君是愚君，聪明断绝；臣是霸臣，刚强暴戾；官是贪官，犹如寇贼；邪人居位，贤者蔽藏；君以严威治人，民畏君如畏虎，受迫协而冤愁；奸邪横生，道德隔绝；水早失常，四时失节；国家昏乱，盗贼四起；人民云乱，皆失其所。这样腐败、黑暗、混乱的政治局面与社会面貌，造经者们认为这是最恶劣的政治，对此抱有激烈的不满。造经者多处说明他们造经的目的都是希望世上出现明德之君，他们得以辅助有德之君治世，以致太平。卷三十五中说： “今真人以吾书付有道德之君，力行之令效，立与天相应，而致太平”。所谓有德之君，即能够奉天地、顺五行、协调阴阳、崇尚道德的君主。运用“三统转轮”、“五德始终”的理论，示意可以改朝换代者亦有之，但归根结底不过是更易一个皇帝或一个朝代，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则是不变易的。这实际上是给封建君主专制绕上了一圈神圣的灵光。

(二)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来源于道家。《道德经》中说：“圣人处无为之事”，“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西汉前期，统治者提倡黄老之学，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在经受秦朝的残酷压榨与秦未的战争破坏之后，社会经济凋敝，人民流离失所，社会迫切需要安定，特别是农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以恢复生产，汉初五、六十年的清静无为之治，确实带来了社会经济繁荣。西汉以神仙家为主体的黄老道，吸取黄老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份，同时也称颂这种清静无为之治，所以《太平经》中也有“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太平经》中所说的“元气治”、“自然治”、“道治”，便都属这种“无为而治”，亦称“上德君之治法”，或“上皇太平君之治法。”

《太平经》反复强调，帝王理政应法天地、顺自然。天地是怎样生养万物的呢 ?风气循天道运行以为常，万物自然而然地生长、繁荣、结实、凋落。帝王理政也要效法天地，一切顺自然，持无为的原则。卷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七十中说：“欲正大事者，当以无事正之。夫无事乃生无事，此天地常法，自然之术也，若影响。上士用之以平国，中士用之以延年，下士用之以治家。此可谓不为而成，不理而治”。又说：“帝王上法皇王，下法后地，中法经纬，星辰岳渎，育养万物。故曰大顺之道”。怎样才是帝王的“无为”呢?卷一百四中说：“古君王善为政者，以腹中始起，真能用道，治自得矣。动不失其法度数，万物自理，近在胸心，散满四海。”又说：“古者皇道帝王圣人，欲正洞极六远八方，反先正内。以内正外，万万相应，亿亿不脱也；以外正内者，万失之也”。这就是说帝王首先要正心，一切行动要符合法度，无违于法度；帝王不违，老百姓也就不违。又说：“故圣人教，非须鞴揣击而成，因其自然性立教。帝王所以能天下者，各因天下之心而安之，故得天下之心矣”。这样又是说自然无为乃是因天下之人心而为之。卷九十八中说：“天之为行，不夺人所欲为也；地之为行，亦不夺人所欲为也；明君之为行，亦乐象天地不夺人所为也。”所以《太平经》中的“无为”，乃是无违的意思，勿违自然法度数，勿违天下人心，不夺人所为。实际上这个“无为”，是顺应自然气候而为，顺应天下人心而为，不可以己之“为”而夺人之所欲“为”。所以《太平经》中又说：“无为者，无不为也”。不违背自然、人心，万物、万民皆自理，天下便治平了。

宣扬无为之治，实际上反映了人民对朝廷不断增加政令刑律以及横征暴敛的强烈不满，渴望君王能让人们有休养生息的时间。

(三)治国以民为本

卷四十八中说： “君而无民臣，无以名为君”。又说：君少民，乃衣食不足，令常用心愁苦。故治国之道，君以民为本也”。明确地说出了无民便不会有君；既使有孤家寡人，民少则君王连衣食也没有。因此，民是生存的基本。卷六十九中说：“治国之大要，以多民为富，少民为贫困”。因为民是劳动生产者，民多劳动力多，国家便会富足，所以治国大要在于争取多民。

据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汉平帝时全国总人口数为 59，594，978；光武帝时锐减为21，007，820；顺帝时为49，730，550；桓帝时为56，486，856。大体来说，在汉代每平方公里人数少的地方仅十多人，最好的地方且在最繁荣的时候也只有百几十人。汉代，由于不断的战争和灾变，使人口大量耗减，土地大量荒废，尤其是汉末，人民颠沛流离，不能安居，有地无人耕种，因而社会生产肖条，经济凋敝。要改变这样的局面，首先便须使“流客还耕农休废之地，诸谷得下，生之成熟，民复得粮”⑴。招抚众多的游民来种地。

《太平经》不仅提出了贵民的主张，还提出了贵民首先要关心民生，重视和解决 “三急”、“三实”问题。

何谓 “三急”?即饮食、衣服、男女。卷三十六中说：“天下大急有二，小急有一。……不饮不食便死，是一大急也。……如男女不相得，便绝无后世。天下无人，何有夫妇父子君臣师弟子乎?以何相生而相治哉?天地之间无牝牡，以何相传，寂然便空，二大急也。天道有寒热，不自障隐，半伤杀人。故天为生万物，可以衣之，不衣，但穴处隐同活耳，愁半伤不尽灭死也，此为半急也”。人民必须有饮食、婚配、衣著才能“竟其天年，传其天统，终者复始，无有穷已”。能够生存并繁衍其种族。

帝王守本而不失三急，也叫守 “三实”。卷三十六中说：“守三实，平气来，邪伪去，奸猾绝”。三实即指能使人民获得所需求的饮食、男女、衣服。

在卷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七十中将治国的七件大事 “德、仁、义、礼、文、法、武”与民生问題相比较，则认为七事固然重要，不可以无，但是这还不是安民的根本，根本在于“使万物生，各得其所，能使六极八方远近欢喜，万物不失其所”。关键在于发展生产，满足人民生活之急需，人民有饮食、衣服、婚配，自然就喜悅了。

(四)服人以道，省刑爱人

《太平经》的造作者们，尽管对汉帝王的态度有献谀、规谏、谴责的不同，但主张崇尚道德、反对刑威，即主张用德治、反对刑治，则是共同一致的。

卷四十四中说： “以刑治者，外恭谨而内叛，故士众日少也”。“天将兴之者，取象于德；将衰败者，取法于刑”。“明刑不可轻妄用，……伤一儒，众儒亡，伤一贤，众贤藏”。“夫为道德易乎?为刑罚难乎?爱之则日多，威之反日无也”。

卷四十七中说： “故古者圣贤，乃贵用道与德，仁爱利胜人也，不贵以严畏刑罚，惊骇而胜服人也。以此邪枉安威骇服人者，上皇太平气不得来助人治也”。

卷四十九中说： “教导之以道与德，乃当使有自重自惜自爱自治。今反开之以刑法，使其视死忽然，……反更相刻贼，迭相愁苦，故天下无相爱者，大咎在此。”

卷五十四中说： “刑者其恶乃干天，逆阴阳，畜积为恶气，还伤人。……好用刑乃与阴气并，阴者杀，故不得大寿”。

卷九十二中说： “复枉急其刑罚，灾日多，天不悦喜”。

认为天之性便是上道德而下刑罚。服人以道德，则人便能自重自惜自爱自治，且天下人相爱；国用德治，则人民及贤者自然会来归，大家诚服于君王。若用刑治，则上逆天性，天不悦喜，必多灾异；以严威刑罚畏人，则人们会外恭谨而内叛，人们因为畏惧会逃亡，刑伤了一贤者，则众贤会纷纷逃离或隐藏起来；用刑治，主伤主杀，会使不少人受冤、受摧残。因而主张服人以道，省刑爱人。

《太平经》的造作者们，为什么会这样强烈反对刑治、主张德治呢 ?

汉承秦制，肖何采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对于安定人民生活，稳定社会秩序，起积极作用。文帝以后，刑律逐渐严酷， “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⑵，武帝时，“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表面上是用酷吏惩治豪强，实际是用严刑摧杀人民。如酷吏张汤、赵禹条定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条，千八百八十二条，死罪决事比⑶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造成“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偏睹。是以群国承用者狡，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⑷。到汉成帝时，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⑸日以益滋。汉成帝河平中所下诏书中也说：“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这种用严刑镇压人民的情况，至东汉更是愈为严酷。所以，我认为造经者提出以道服人、省刑爱人的政治主张，乃是针对时弊，对帝王以严刑治人的抗义，反映了人民对封建君主专制残酷刑律的怨愤不满。由于帝王制订的律令，老百姓是不能违抗和非议的，造经者便只能假托天神命其传言，以论天地阴阳之理而谈到国家刑政问题了。

(五)选贤任能，务求其宜

贵贤、重贤、选贤、任贤，就是要选拔有贤德的人来辅助帝王治理政事。任能，即任人务必视其所长，任其所能，勿难其所不能。

卷四十六中说： “赐国家千金，不若与其一要言可以治者也；与国家万双壁玉，不若进二大贤也。夫要言大贤珍道，乃能使帝王安枕而治，大乐而致太平，除去灾变，安天下”。认为贤士比金玉还要贵重，帝王治国常常是并非贫于金玉珍宝，而是常苦于得不到贤士以为股肱，因而不能尚道德、理阴阳，不能上得天心，下安四海。帝王若能选贤举士，则可以垂拱无忧。

卷五十四中说： “大圣大贤将任人，必先试其所长，何所短，而后署其职事，因而任之”。又说：“祸乱之将起，皆坐任非其能”。为什么呢?因为“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当任其所长，所能为，所不能为者，而不可强也；万物俱受阴阳之气，比若鱼不能无水，游于高山之上，及其有水，无有高下，皆能游往；大木不能无土，生于江海之中”。认为人各有所长，任仕要用其所长，使其称职。任仕不当，则国家便会出祸乱。卷九十八中说：“故不择选人而妄事署其职，则名为愁人而危其国也，则名为乱治政败也”。

《太平经》之所以要强调选贤任能，我认为也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在汉初，出仕的阶梯有所谓 “任子”、“赀选”，即大官僚保举子弟为朝的“郎”，叫“任子”，拥有家产十万钱而非商贾的人，也可以候选为“郎”，叫“赀选”，由“郎”而迁升为其它官职。惠帝时，要各郡县推选“孝弟力田”，免其徭役，使其导率乡人；文帝时，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言”；武帝时，令公卿、郡国举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从中拔擢人材，选择称职的官吏。这是汉代察举制度的建立。到东汉，这种察举士人的制度，已十分混乱，有的人是凭籍门第高而被荐举，有的是走权贵的门路而被推荐，有的欺世盗名骗取了名誉而被推荐，有的是用金钱买到被推荐。台阁失选用于上，故牧守非其人，是不称职的官吏；下面贡举很轻率，荐举的并不是贤者。当时有舆论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太平经》强调迭贤任能，务求其能，一方面是对汉代选贤举士制度的承袭，一方面是对汉代选贤举士中的弊病的抨击，认为欲治平天下，必须认真选贤任能。

(六)下可以革谏其上

《太平经》卷四十三说， “人有相谏正，天亦有相谏正”，意思是说，天地、三光、五行、四时、鬼神精常以大小不同的灾异来表示其对世人、特别是君王的规谏，这叫“上革谏其下”；臣有忠善诚信而谏正其君，叫“下革谏上”。如世人不听天地神祇谏正，则“灾异日增不除，人日衰亡，失其职矣”。如君不听臣谏正，反害于臣，则“臣骇因结舌为瘖，六方闭不通。贤儒又畏事，因而蔽藏，忠信伏匿，真道不得见。君虽圣贤，无所得闻，因而聋盲，无可见奇异也。日以暗昧，君聋臣喑，其祸不禁；臣昧君盲，奸邪横行；臣喑君聋，天下不通，善与恶不分别，天灾合同，六极战乱，天下并凶”。

为什么必须听用谏正呢 ?卷四十六中说：“天地之性，下亦革谏其上，上亦革谏其下，各有所长短，因以相补，然后天道几万事，各得其所。是故皇天虽神圣，有所短，不若地之所长，故万物受命于天，反养体于地。三光所短《太平经》中记述的社会政治思想与特点，不若火所长，三光虽神且明，不能照幽寝之内，火反照其中。大圣所短，不若贤者所长。人之所短，不若万物之所长”。认为宇宙万物皆有所长，有所短，以长补短，则事物便完备了。所以君王既要敬天地曰月，正天文，保五行，顺四时，观其进退，以自照正行；又应当听从臣下的谏正，集议集策，上下并力，才能治平。

在严酷的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皇天与人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造经者提出皇天有所短，人君亦有所短，宣称下亦可革谏其上，君王如不听臣下谏正，则等于是聋子、瞎子，天下就会凶乱。这实际上是对君主专制的谴责，同时也是希望君主听用谏正的呼吁。

(七)断金兵

断金兵，即断除兵器、武备、战争。因兵器属金，兵主肃杀亦属金，故曰断金兵。《太平经》卷一至十七中说： “大恶有四：兵、病、水、火”。认为“兵”是社会的四恶之首。认为欲使帝王日盛，奸猾灭绝，恶人不得行，盗贼断亡，妖孽自藏，便必须断金兵，绝兵。

“兵”为什么被列为四恶之首，对社会的危害被目为过之于病疫、水、火之灾呢?第一：《太平经》认为，帝王治国，应当倡导道德，以道德服人，并以道德规范人，不应当兴金兵，尚武治。因为帝王重兵，则天下人也就随之乐兵，金兵旺盛，则社会肃杀之气就旺盛，乐兵乐杀人，盗贼必四起，生气暗然，社会便纷乱了。卷六十五中说：“兵兴金王，狡猾作，盗贼起，金用事，贼伤木行，而乱火气，是天自然格法”。又说：“故古者圣贤常尚道德文，常投于上善处，而兵革战备投于下处……如是则夷狄自降，盗贼日消灭矣”。又说：“人君弃道德，兴用金气兵法，其治悉凶，多盗贼不祥也。是故上古圣人深知天固法象，故不敢以兵革武部以治也。帝王欲乐长安而吉者，宜按此天谶，急囚断金兵武备，而急兴用道与至德，以象天法，以称皇天之心，以长厌绝诸奸猾不祥之属也，立应不疑也”。第二：认为汉属“火德”，“火”旺则汉室才兴旺。怎样才能使“火”旺呢?这就要使“木”旺，欲使“木”旺，就要断绝用金兵去伤伐“木”，兴金则伤“木”，“木”衰则火衰“土”旺。这是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说明应断金兵。如卷六十五中说：“欲使阳气日兴，火大明，不知衰时者，但急绝由金气，勿使其王也。金气断，则木气得王，火气大明，无衰时也”。又说：“金王则厌木而衰火，金王则令甲乙木行无气，木断乙气，则火不明。木王则土不得生，火不明则土气日兴，地气数动，有祆祥，故当急绝灭云”。又说：“王者大兴兵，则使木行大惊骇无气，则土得王起。土得王则金大相，金大相则兵革数动，乾兑之气作，西北夷狄猾盗贼数起”。我认为这两种解释，不过是一些藉词，实际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这种思想，源出道家，《道德经》中说：“以道佐入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是以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在汉代，特别是东汉，帝王及地方豪强为争权夺利和镇压不断的农民起义，募勇招兵，连年战争，军旅费用、转运委输的辛劳、士卒的奸掳烧杀、战争的杀伤与破坏，都使广大人民遭受深重的苦难，因而人民对兵革、武备、战争既恐惧又反感，故极易吸取道家“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的思想，主张断绝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