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军事哲学的经典之作，蕴含丰富哲学思想

《孙子兵法》从军事哲学高度对军事实践活动进行了高度概括，深刻揭示了经武治军、用兵作战的一般规律，构筑了系统完备的军事哲学体系。

其朴素而奠基性的唯物论战争观、丰富而深刻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科学的战略思维范式，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孙子兵法》既是一部兵书，又是一部哲学经典，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价值。

它运用哲学思维，对军事实践活动进行了高度概括，深刻揭示了经武治军、用兵作战的一般规律，构建了一个气势恢宏、系统完备的军事哲学体系。

朴素而奠基性的唯物论战争观

《孙子兵法》立足于春秋及其以前的战争实践，从朴素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来认识战争，探求战争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的内涵。

由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局限，春秋时期，唯心主义还在学术和社会实践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诸侯争霸，处理好“君神关系”是当时重要现实和战略问题。

如《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甚至认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由于兵凶战危，战争领域客观上布满迷雾，“鬼神”“术数”“占卜”等迷信思想曾大行其道。

在此历史背景下，孙子的唯物主义思想显得尤为可贵。

这种反对天命、反对迷信鬼神的唯物主义立场，是古代兵家无神论的优良传统。

首先，旗帜鲜明地反对鬼神论和天命观，强调对战局的客观判断。

《孙子兵法·用间篇》云：“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也。”

强调战争胜利的条件在于事先充分估计和了解敌我双方的客观情况，了解敌我情况不可用迷信鬼神和占卜等方法去取得，不可用过去相似的实物作类比臆测兵家思想一个字概括，也不能用观察日月星辰的位置去占卜，而必须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去取得。

这就摒弃了以前以卜筮来预测战争胜负的唯心主义做法，表达了无神论的观点。

孙子还主张“禁祥去疑”孙子兵法：军事哲学的经典之作，蕴含丰富哲学思想，禁止迷信鬼神，破除敌人散布的谣言和流语，指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注，是自然的天不是神化的天，天道更替变化不过是自然现象。

而地则分为“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等状况，并有“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注的理解。

可以说，孙子注重“知”“算”理念，强调取于人而非取于鬼神，是原典时代最具光辉的理性思想之一。

其次，从客观实际出发把握战争

《孙子兵法》对战争的把握处处从客观实际出发，把战争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考察，体现着对发展变化中的战争形势的规律性认识，并引导人们从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基本因素中去把握战争的规律。

孙子探索的大多是战争的基本问题，甚至是根本问题，其一再提及的“战道”“用兵之法”，就是战争规律问题、治军规律问题。

比如，他把“五事”“七计”看作是决定和判断战争胜败的客观基础；他虽然强调战争中的“先知”“先胜”

但这种“先知”既不是某种“神启”，也不是什么主观灵感，而是“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注，

即从道、天、地、将、法等“五事”及“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七计”的比较中获得对战争胜负规律的认识。

孙子这种对于“算”的唯物主义认识，基本涵盖了全局性、关键性的战争要素，以此探求战争胜负之前景，符合科学决策的内在要求。

尽管这些思想是直观的、经验的，却鲜明地表现出孙子在战争认识上注重现实利害，注重人的社会关系，注重实际的朴素唯物主义路线。再次兵家思想一个字概括，提出唯物主义认识论。

历代军事家论兵，都强调知兵、料敌、知彼、知己，而在中国古代战争认识史上，是孙子最早阐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认识论原则。

这是《孙子兵法》中最著名的军事论断之一，它揭示了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是孙子“知战”思想的核心内容。

这一思想深刻反映了孙子朴素唯物论的哲学观，指明了正确指导战争的必由之路。

《孙子兵法》中不仅大量涉及“知”的范畴，而且从军事角度对“知”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探讨。

从而构成《孙子兵法》的理论核心，其他军事哲学思维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强调战争决策必须透过战争现象看本质，以把握战争规律。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认识思维方面的局限兵家思想一个字概括，原典时代的诸多经典，往往是超然悟性与朦胧理性相结合的产物，很难分辨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

孙子的这种唯物主义科学精神在先秦众多典籍中是罕见的，这是孙子在军事领域对先秦时期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独特贡献，也是对世界军事哲学史的独特贡献。

丰富而深刻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哲学思想最具有特色的是辩证思维。

这是孙子兵学思想的灵魂，是孙子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探讨战争规律和本质的手段。

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源远流长，诸多经典皆有体现，如《周易》的“阴阳”说，老子的“有无相生”说，孔子的“执两用中”说，等等。这其中，孙子的辩证法思想尤显具体而灵活。

比如孙子兵法：军事哲学的经典之作，蕴含丰富哲学思想，“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注。

一个“杂”字，体现出孙子认识和解决战争中各种矛盾的基本方法，即辩证法。

对于对立双方相反相成、相克相生的辩证思考贯穿全篇始终，虚实、奇正等范畴即是在此条件下生成的。

这种强调矛盾关系的对立统一，带有浓厚哲学意味和思辨色彩的理论，使得《孙子兵法》起始就大气磅礴，先声夺人，丰富并引领了中国古代兵学体系中生机无限的辩证传统。

首先，孙子研究军事问题不是就军事论军事，而是从与政治、经济、外交、技术的广泛联系中对军事问题进行宏观考察和整体把握。

孙子初步地看到战争是各种因素有机联系的整体，要求战争指导者从政治、经济、外交、天时地利等与战争、军事的广泛联系中，宏观地、整体地、全面地把握战争和军事问题，防止主观性、片面性。

在孙子看来，战争是有规律的，“五事”“七计”是作为一个整体影响着战争的胜负；并主张着眼于“五事”“七计”进行“庙算”，综合分析各种情况，求得胜利。

《计篇》一开始就从战争的整体规律着手，论述了道、天、地、将、法“五事”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随后以全胜、先胜思想导入作战指导原则以及把握这些原则的认识方法。

在分析如何取得战争胜利的问题时，孙子提出了“胜可知”和“胜可为”的观点，强调辩证地处理“知”和“为”的关系。

就“可知”而言，战争的胜利既可知，又不可能尽知。

因为“兵者，诡道也”，战争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加之敌我对抗，互相欺骗，隐真示假，因而导致对战争的认识较之其他领域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这就是“兵家之胜，不可先传”的道理。

就“可为”而言，由于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以及主客观条件作用，同样存在“为”与“不可为”的情况。

其次，孙子强调，研究战争和军事问题要注意分析敌我双方的各种矛盾及其矛盾运动，做到“知彼知己”，从实际出发，探索战争的客观规律，从而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针和方法。

研究战争问题，从军事辩证法的角度看，就是研究战争矛盾特别是复杂矛盾的辩证统一规律。

《孙子兵法》涉及到了军事领域的许多重要矛盾范畴，并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如形势、虚实、强弱、利害、奇正、攻守等。这些战争运动中的基本矛盾构成孙子兵学的基本范畴。

《孙子兵法》总结了春秋及其以前的辩证思想，成为中国古代辩证法的重要源头之一，并以它特有的理性态度影响着古代辩证法的发展。

可以说，不了解《孙子兵法》的辩证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就不可能全面了解中国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