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使产生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转化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发挥其指导革命、改造世界的功能。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他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而且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创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并通过延安整风,在党内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它的确立,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又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它不仅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精华。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贡献。

深入探究“实事求是”的来龙去脉,不仅要溯其历史源流,而且要观其演变;不仅要考察其语源词义,而且要探究其精神实质;不仅要探寻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层相关,而且要揭示它们之间的深层联系,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规律。这对于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思想路线在哲学上又称为认识路线,是指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要回答和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哲学基本问题,即物质和意识、存在和思维关系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思想路线和认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认识论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思想路线是认识论的一般原则的具体化,是化为指导思想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及其设计特征,用以支配行动的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及其设计特征,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光辉结晶,是以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和丰富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涵作过一系列的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明确倡导:“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p.49]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又指出,“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2][p.311]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进一步指出:“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3][p.469-470]他在《反杜林论》中还强调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4][p.38]显而易见,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已经蕴含着从实际出发,形成关于事物规律的认识,并用实践来检验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涵。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他曾经指出:“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他还明确指出,“这个结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这个结论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5][p.101]后来他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任何郑重的政策必须以经得起严格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根据。”[6][p.120]列宁正是由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里找现成的答案,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经济、政治、文化较为落后的俄国,创造性地解决了俄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和策略问题,找到了俄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唯物而又辩证地解决了认识路线问题,认为人的认识是从实践中来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的。由这条认识路线所决定的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把它们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7][p.278]并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精华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既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作出的理论概括,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毛泽东从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中撷取并改造了“实事求是”这一命题,赋予它新的哲学内涵,使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党的思想路线,这就为我们树立了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实事求是”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条成语,最早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书中写到汉景帝刘启的第三个儿子河间献王刘德的治学态度时,称赞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8][p.2410]刘德热心于搜集“古文先秦旧书”,得到许多“经传说记”的真本。班固赞扬了他在搜集古籍做学问中的那种求实精神。唐代学者颜师古在对《汉书》作注时,把实事求是注释为:“务得实事,每求真是也。”“务得实事”,指做学问务必得到充分的事实根据;“每求真是”,指人们在研究古代的历史文献、文物时,要分清它们的是非、真假、对错,以从事实中求得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可见,实事求是本意是指严谨治学、务求真谛的一种求实求真的治学态度。也就是做学问应该掌握详尽的事实材料,从事实出发,求索其真相,引出结论。可见,当时“实事求是”一词主要是西汉古文经学派提出的一个考据学的实证命题,还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

中国儒学尊重现实,主张经世致用,提倡实学是一脉相通的,实事求是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精华,对后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宋代理学家朱熹提出“格物致知”,“即物穷理”,明末清初的哲学家王船山提出“即事穷理”,它的涵义是指通过接触事物,认识事物,探索出其中的规律性。在清初各种进步思想汇成的思想潮流中,强调“实行”、“实践”、“实功”、“实事”,崇实致用一直是许多学者的共识。清初的顾炎武以“修己治人之实学”,反对宋明理学“明心见性之空言”。[9]后来的乾嘉汉学在训释经义时,也非常注重倡导“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清末的曾国藩早年崇奉程朱理学,他曾经主张调和汉学与宋学、中学与西学,认为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相贯通,并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这表明他实际上已经把理学从书斋里移到了经邦治国的实践中,进一步把考据学的“实事求是”与哲学上的“即物穷理”联系起来。他说:“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10][p.166]这样,曾国藩就把考据学意义上的“实事求是”变为一个哲学认识论的命题。

从上可见,作为考据学命题的“实事求是”的“是”,尚未具有“理”或“规律”的涵义,而仅只是“是非”的“是”。到了宋明理学家提出“即物穷理”的命题,尤其是到了清代,经过汉学与宋学两派从斗争到融合,把“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统一起来,才赋予了“实事求是”的“是”以“理”或“规律”的涵义,才把“实事求是”从考据学和学风意义的层面,提升到哲学认识论命题的高度。

自明代开始,西学逐步东渐。到了近代,一些中国思想家把实事求是理解为求真务实的精神,他们不仅把实事求是与“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相联系,而且把它与西方现代科学和认识论联系起来,把西方科学兴旺发达的认识论原因归结为实事求是。郭嵩焘认为:“实事求是,西学之本也”。“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11][p.731,766]严复认为:“学者(指西学)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然彼之于所学也,初不设成心于其间,但实事求是,考其变象因果相生而谨记之。”[12][p.1248]即是说,西方的自然科学认识事物及其规律,不是从头脑中的假设出发,而是先考察事物发展变化的因果联系,最后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这就进一步把在近代刚刚从考据学命题转化为哲学认识论命题的“实事求是”与西方的近现代科学精神相结合,从哲学上找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文化与西方科学精神之间的某些共同点。上述这些都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命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的哲学渊源和文化底蕴。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其是以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和杨昌济等人所代表的重视现实政治和人生实践的湖湘学风,深深地影响着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岳麓书院求学的毛泽东。岳麓书院讲堂正门上悬挂的匾额一直书写着作为学风、校风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自然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毛泽东既受中国古人做学问时的那种“实事求是”学风的影响,又受中国传统哲学“实事求是”认识论命题的熏陶,还受到西方科学精神的启迪,再加上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领悟,使他20多年后把“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写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旁。但是,这里的“实事求是”,已经被赋予了全新的深刻哲学涵义,并主要是作为思想路线来看待了。从中可见,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也渊源于中国优秀的传统哲学和文化。

三、毛泽东在对“实事求是”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中所作出的理论创新

首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实事求是”作出新的阐释,赋予它崭新的时代内容,使其内涵精义升华,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是毛泽东。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赋予了“实事求是”以崭新的哲学内涵,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3][p.801]也就说,实事求是要求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认识事物,透过现象看本质,努力掌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并用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从而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既继承了“事即物”,“是即理”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改造传统的“实事求是”命题,从以下几方面阐释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首先,他科学地界定了“实事”的内涵,肯定了客观存在的“实事”是人们认识的对象和出发点。他把“实事”明确地界定为“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这里的“实事”不仅是指与意识相对而存在的物质,而且主要是指与主体相对而存在的客体。“实事”作为人们认识的出发点,是与人们的实践紧密相连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实事”就是人类活动的一切客观条件,也就是“实际”。这就为“实事求是”奠定了牢固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

其次,他精辟地阐明了“是”的内涵,肯定了物质、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他明确指出:“‘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毛泽东对“是”的这一科学界定,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在实际工作中,有的人常常把“实事求是”仅仅理解为“务实”,而忽视了“求是”,往往容易导致经验主义。“求是”的深刻涵义是要把握事物的本质,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

再次,他科学地阐释了“求”的基本内涵,肯定了人们在认识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他指出:“‘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就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去认识世界探索规律。这里的“求”不是一个静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从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飞跃到实践的不断深化,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

这些崭新的科学内涵,就使“实事求是”成为一个包含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的科学的哲学命题,成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见,毛泽东正是运用“实事求是”这条成语,科学地、简明扼要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把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使它成为既具有科学的哲学涵义,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理论形态。这是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哲学与传统文化,对“实事求是”命题进行创造性的转换,用“实事求是”来表征自己的哲学思想,使之成为其哲学思想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贡献,并应用“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形式去创造性地阐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毛泽东在哲学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

四、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都尚未使用“思想路线”这个概念,当然更未能把党的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联系起来。在中国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把它与政治路线直接联系起来的是毛泽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革命斗争成败的经验教训,

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五·四”运动高潮中,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注重倡导求实的学风,提出“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还强调“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14]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从中可以看出,他所要树立的崭新学风就是“实事求是”的学风,他多次与蔡和森深入湖南各地农村了解民间疾苦,还到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向名流学者求学问道,体现了他继承清初学者重视实地考察的求实精神。“五·四”运动后,青年毛泽东实现了从历史唯心主义者向历史唯物主义者的世界观转变。他的这一转变过程的鲜明特色就是中西哲学文化的融合。在向西方寻找真理时始终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注重实地调查,讲求穷源究本地研究中国国情。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贡献,毛泽东进一步深入探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坚决抵制“左”倾教条主义的照抄照搬。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5][p.115]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才确立的。中国是一个比俄国更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如何搞,书本上是找不到的。必须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革命道路。但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与教条主义者相反,毛泽东深入社会实践,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打破了城市中心论的旧框框,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新,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并倡导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这样一种“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的“保守路线”。这篇文章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各个基本要点:一是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际上就是强调了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是讲了“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及其设计特征,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通过调查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三是反对“唯上”和“唯书”,强调了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形成。

在1937年7、8月,毛泽东写作了《实践论》、《矛盾论》,深刻地阐明了“以主观和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彻底批判主观主义,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16][p.523]这个概念,并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他精辟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使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16][p.534]并明确要求全党要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之在中国具体化当作一项伟大的任务来抓。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6][p.611]这一中国革命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作了唯物而又辩证的阐释,赋予了它新的哲学内涵,表明了毛泽东对党的思想路线内容的高度概括。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内牢固确立起来。

正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毛泽东和全党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晚年逐渐背离了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陷入了主观主义,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但总体来看,毛泽东在绝大多数时期还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正是由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树立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才不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过程中不断得到普及和创造性发展,指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列宁.列宁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6]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班固.汉书八(传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顾炎武.日知录(卷7).

[1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

[11]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12]严复.严复集(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