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两大显学

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两大显学。墨子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时期，有天下不归儒就归墨之称。

墨家的社会背景

周代，帝王公侯都拥有自己的军事专家，这些人是世袭的武士，是当时军队中的骨干。周朝后期统治权力解体，这些军事家丧失了权力和爵位，散落全国，只求有人雇佣，得以维持生计。他们被称为“侠”或“游侠”。《史记》中称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这是他们的武士道德。

墨学中，有一大部分便是这种武士道德的延伸。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都是依附于贵族的专门人才，他们自己也属于社会的上层。后来，儒生继续来自上层或中层阶级，侠则更多来自下层阶级。在古代，各种典章制度和礼乐都是贵族专用的，在普通百姓眼中，这些典制礼乐都是奢侈的繁文缛节，没有丝毫用处。墨子和墨家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批判传统典制和对它加以粉饰的孔子与儒家。

墨家思想的内容，主要便是这种批判和对游侠道德的辩护。从《墨子》一书和当时的其他许多著述中都可以看到，墨家有一个严密的组织，足以进行军事行动。墨家的这种组织的首领称为“钜子”，对本团体成员，操有生杀大权。墨子就是他的团体的第一位“钜子”。他至少有一次，曾为宋国遭受楚国入侵的威胁而组织防御。《墨子·公输》篇里记载，当时楚国雇用了一个机械发明家鲁班，发明了一种攻城的武器。楚国将使用这种武器进攻宋国。墨子得讯后，前往楚国，劝阻楚王出兵。

在楚王面前，鲁班演习他准备用以进攻宋国的新式武器，墨子则表演他准备用以防御楚国进攻的防御武器。墨子首先解下腰带，用以划出一座城，用小木棍标志武器。鲁班采用了九种攻城机械来进攻，都被墨子的防御武器挡住了。最后，鲁班的进攻武器都已用尽，而墨子的防御武器却还有余。

鲁班不肯认输，说：我知道怎样击败你，但是我不说。墨子回答：我知道你想用的那个办法，我也不说！楚王问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墨子回答说：鲁班想谋害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用我设计的武器武装起来，在宋国城墙上等候着楚国军队的进攻。我可以被谋杀，但是楚军无法杀尽他们。楚王听后说：如此说来，我们就放弃对宋国的进攻。

如果这段故事属实，它对今日世界倒是一个好榜样，两个敌对国家不必在战场上厮杀，只要双方的科学家、工程师来到一起，把各自实验室里的攻击防御武器都展示出来，不需要走上战场，便可以决定胜负了。无论这段故事是否属实，它足以说明墨家的军事性质。还可以再看其他史料，如《淮南子》，其中《泰族训》篇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汤蹈刃，死不旋踵。

在《墨子》书中，至少有九处论到防御战争的战术和武器。这都足以说明，墨家原来是一个武士的组织。墨子及其追随者与当时的其他游侠有两点不同：首先，其他游侠只是雇佣兵，谁雇用，便为谁卖命；墨子和他的追随者们则反对任何侵略战争，他们只为防御性战争效劳。其次，通常的侠”只是墨守武士的职业道德；墨子和他的追随者则对武士的职业道德进行理性化的解释。因此，他创立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

墨子对儒家的批判

墨子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第一，儒者不相信天或鬼，结果是：“天鬼不悦”；第二，儒家坚持厚葬，特别是父母去世，子女要守三年之丧，浪费了民众的财富精力；第三，儒家“盛为声乐以淫遇民”，结果只是少数贵族奢侈享受；第四墨家：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两大显学，儒家主张宿命论，造成民众怠惰顺命。在《墨子》非儒篇里，墨子还说：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这些批评显示出儒家和墨家的不同社会背景。早在孔子之前，一些有学识、有思想的人已经开始放弃对天帝鬼神的信仰。这时，开始兴起一种怀疑主义思潮。处于社会底层的大众，通常总是落后于社会新思潮，墨子所反映的正是当时社会下层民众的观点。

上面墨子批判儒家的第一点墨家：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两大显学，其意义就在于此。墨子批判儒家的第二、三点，也是由这个思想基础出发的。墨子批判儒家的第四点其实并没有击中要害，因为儒家虽然经常谈到命，其含义却并不是墨子所攻击的宿命论。儒家所说的命，是指人力所无法控制的某种力量。而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方面是人只要努力就能控制的。因此，人对外部世界首先应当尽力而为，只有在竭尽所能之后，才接受人力所无法改变的部分，这是儒家所讲的“知命”。

兼爱

墨子对孔子的中心思想——仁义——并没有提出异议。在《墨子》一书中，墨子经常提到仁义和仁人、义人，但是其含义和儒家略有不同。墨子认为，仁义都是“兼爱”的表现。“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思想，它是墨子所由出身的游侠们的职业道德的自然延伸。他们的职业道德是：游侠之间，“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便是后来侠客们常说的话。墨子以这种思想为基础，把它扩大推广，主张天下所有的人都应当不分高低，彼此相爱。

在《兼爱》下篇里，墨子论证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对墨家思想的看法，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这是墨子的理想世界；他认为，唯有实行兼爱，才能创造出这个理想世界。

天志和明鬼

这里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如何能劝说世人实行彼此相爱？如上所述，墨子认为，实行兼爱是济世利人的唯一道路，人唯有实行兼爱才是一个仁人。但是，人们还会问：“为什么我作为个人，要为世界的利益献身呢？为什么我要追求做一个仁人呢？”墨家会说，世界的利益就包括了其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为世界谋利益就是为自己谋利益。墨子说过：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这样说来，爱人成了一种投资、一种为自己的社会保险，可以从中得到利益。

为使人们实行兼爱，墨子除了上述的论辩以外，还采用一些宗教和政治的教诲。在《墨子》书中有《天志》篇、《明鬼》篇，其中讲有神，神爱世人，神的心意就是要世人彼此相爱。神经常监察世人的言行，特别是君主的言行。凡不遵行神意的人，就会受到神的降灾惩罚；凡遵行神意的人，神就报以好运。在神之下，还有无数神灵，也同样奖赏实行兼爱之人，惩罚实行交相别的人。

《墨子》公孟篇里有一个与此相关的墨子的故事很有趣。其中说：子墨子有疾，进而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虽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入哉？如果使用现代逻辑学的语言，墨子将会说：人之所以得病，由于神灵惩罚，是一个充分原因，但不是一个必然原因。

一个看似表里不一的问题

在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墨家和儒家对待神灵以及敬拜神灵的态度似乎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墨家既信奉鬼神，却反对丧葬和祭祀祖先时要献大量祭牲的繁文缛节；儒家强调祭祀的重要性，却不信有鬼神。墨家对儒家在这方面的自相矛盾，毫不客气地予以指出。《墨子》公孟篇里所记的公孟子是个儒家人士。他说：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礼。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

其实，儒家和墨家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地方只是表面上的不一致。丧葬祭祀在古代受到重视，起初是源于对鬼神的信仰，但儒家重视丧葬礼仪，不是由于信奉鬼神，而是由于重视去世的祖先。可以说，儒家重视仪礼，是一种诗情，而不是出自宗教。儒家的这个理论后来经荀子而进一步发展。因此，对儒家来说，这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地方，实际上并不存在。墨子的观点其实也没有自相矛盾。他论证鬼神的存在，是为他的兼爱理论作张本，而不是对超自然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在《明鬼》下篇里，墨子认为，世上之所以混乱，源于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接下去，他问道：今若使天下之人皆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所以，他关于“天志”和“明鬼”的理论只是为了教人相信，实行兼爱，将得上天奖赏；如不实行兼爱，则将受上天惩罚。大众持这样的信仰，将有利于在人间建立理想世界，因此墨子采取这样的主张。在丧葬和祭祀中“节用”，也有利于大众，因此墨子也主张这样的方针。墨子的思想从功利主义出发，崇奉鬼神，而主张薄葬节礼，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因为都有利于大众实行兼爱。

国家的起源

照墨子看来，为使民众实行兼爱，不仅要有宗教的规范，还要有政治的规范。《墨子》书中有《尚同》篇，分上中下三章，其中阐述了墨子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墨子认为，国家的权威有两个来源：其一来自民众，另一来自天志。国君的任务应当是监察民众，对实行兼爱的予以奖赏，不实行的则予以惩罚。为有效实行这种监察，国君要有绝对的权威。说到这里，人们会问：人民大众为什么自愿选择这样一个绝对威权来君临统治大众呢？墨子的回答是：人民大众接受这个权威，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无奈，因为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墨子·尚同》上篇中说：天下之乱，至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对墨家思想的看法，立以为天子。据墨子的看法，国君最初是顺应民众的意愿而产生，以免民众陷于无政府状态。在《尚同》中篇里对墨家思想的看法，墨子又说：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也。照这里所说，则国家和君主乃是按照神的意志而设立的。无论国君的权力是从哪里产生的，按墨子的看法，君主一旦建立起来，就向民众发出号令：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由此引出墨子的名言：上同而不下比。意思是：对最高领导，要事事同意，而不要跟随下面的人。

按照墨子的理论，国家的性质必然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力必定是绝对化的。这是从他的国家起源理论所导致的必然结论。因为国家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制止人们由各行其是而产生的混乱。因此，依墨子的说法，在一国之内，只能有一个是非标准，不能容忍多重标准，那将导致混乱，使民众又回到“自然状态”中去，结果除混乱外，一无所成。从这种政治理论中可以看到，墨子把“侠”的职业道德发展到政治理论，强调集体纪律和集体的顺服。它也反映了墨子时代的政治混乱局面，使许多人倾向中央集权，认为即便专制，也比混乱要好。墨子指望通过这样的政治规范，再加上宗教的规范，可以使天下之人都实行兼爱。

除上述之外，在《墨子》书中，有六篇与全书的其他部分不同，它们在逻辑学上有特殊的价值。这六篇中，内容包含有逻辑、伦理、数学和科学思想的定义。六篇的中心是以逻辑的方式树立墨子的主张，批判名家的思想，六篇合在一起，就是通常所称的“墨经”。关于墨经的逻辑学，下期再讨论。

笼鸡有食汤锅近，野鹤无粮天地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