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自外于“现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每一种文化都是当时时代的反映，在一个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总会有新的文化思潮和产品涌现，并持续影响后世。今天，人类社会已经走进一个新的剧烈变动的时代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中国的发展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这样一个时代必然会产生新的文化现象，也必然涌现新的文化产品。在今天的中国，“创造新文化”意味着重新认识和阐释我们与世界的文化关系。

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自外于“现代”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个极富创新意义的概念。过去提到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总觉得是属于过去的，甚至一些历史叙述也有意无意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立。其中的历史逻辑是：“现代”是外在于中国自身历史脉络的，“现代”只源于特定地域或者特定文化传统（西方）。因此，百余年来中国人的任务始终是要追求“现代化”。这种强大的话语体系，人为塑造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这样一种二元式的理解，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能解释世界的变化。

如今，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不但没有衰亡，反而被激发出新的生命力。20世纪以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促使我们反思过去僵硬的现代化理论，意识到中华文明与现代文明本就是在漫长历史中相互塑成的，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自外于“现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全球多元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强调二者的通约性，传统与现代不但是可以结合的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自外于“现代”，而且本就是一体的。

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汲取智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特性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促成的。比如说，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中华文明形成了包容、和平的特征，造就了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统一性；也正是在包容中不断吸纳、学习，才使得中华文明保持了创新的特色；而所有这一切，又是中华文明获得绵延不断的连续性的前提。绵延数千年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华文明必须在更加包容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统一的基础上维护和平。

五百多年来，由哥伦布“发现”美洲而开启的殖民现代性，主导了对“现代”的叙述。这一叙述突出的是我者与他者的区分、文明的等级和“本质性”，也因此，它凭借“传播文明与进步”的理由，不断美化着资本力量与帝国主义的暴力征服，被征服者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被束缚在这套叙述中。

历史上的中国也有“华夷之辨”，但强调的不是人群之间的本质区隔，而是相对的中心—边缘位置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且充满了流动性。比如，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居民不断迁徙到边疆，而边疆各民族也来到中原地区居住生活，体现在语言方面，今天的汉语北方方言已经与汉唐时代的北方方言相去甚远。

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可以看出，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既包括其内部的多元，也包括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多元并存、相互学习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自外于“现代”，而九州共贯的“大一统”传统始终深深熔铸于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中，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始终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信念。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其中，“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体现了“旧”的文化传统与“新”的现代文明是有机结合的，现代并不排斥传统，而是根植于传统。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在当下仍然有着时代价值。有的人认为传统属于过去，仅仅以“死”的知识或者“冷门绝学”来理解传统，这种理解有偏差。实际上，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本就发源于传统，20世纪的革命让这些鲜活的资源突破旧有的窠臼，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马克思主义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理解传统、运用传统的方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得到充分运用。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治理想，在不同的时代指向不同的内容，却都在当代激发出新的历史使命感。这些传统的价值理念，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

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中华民族有许多伟大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通过从实践中生发出来的中国道理来总结好中国经验，进而提升为中国理论，有助于真正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强调“中国道理”“中国经验”“中国理论”，并非着重强调中国有不同于普遍性的某种特殊性。其实，西方当代理论之所以越来越不能够解释中国实践，并不是因为中国有多么特殊，而是因为这种理论本身就不是普遍的。它如果解释不了中国，那么也就解释不了世界。

实践永远先于理论，也比理论更为复杂、灵动、丰富，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但今天全球的人文社科理论面临着巨大困境，表现为无法超越西方主导的现代理论所使用的那套词汇、概念、分类、术语、逻辑和规范，来进行有效的学术研讨。

面对这样的挑战，作为学者、研究者，我们要回归常识。所谓常识，是指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日常实践、日常情感。人民群众是传统文化、传统精神最天然的蓄水池。基层的自主实践，是理解当下困境、寻求解决之道最直接的资源，也是我们重新认知历史的有效途径。我们只有从体认在地的常识出发，才能准确描述，进而总结经验，最后提升到理论。也只有从对实践的描述和总结开始，我们方能以自主而实现精神的独立。所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虽然是上层建筑工作，但必须以扎根基层实践为起点，以服务实践为目的。

（清华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