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是思想史课的作家所读著作：《韩非子解读》

知人论世谈思想家---读《韩非子解读》有感

其实是思想史课的作家

所读著作：《韩非子解读》宋洪兵 孙家洲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也是先秦法家的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是一个包罗宏富，体大思精的学说体系，然而从秦汉以来，韩非子与法家思想就常常与秦朝二世而亡的反思联系起来，被视为一种暴政亡国的政治理论而为后人不断诟病。诸如“仁义不施”（《过秦论》）、“韩子必有无德之患 ”，这些评论确实在某些程度上反映了秦朝统治的缺陷和法家思想的不足，然而也存在着将痛恨秦朝暴政的道德义愤完全转嫁给法家思想的嫌疑，从而无法真正深入地理解韩非子的思想。

葛兆光曾经指出中国自韩愈以降的思想史研究基本从孔子、子思、孟子、杨雄等贯穿下来的“道统”以及与其相对的“异端”，即杨、墨、老、庄以及后来佛教和道教等。显然，韩非子及法家思想在古代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中是以“异端”的形象出现的，法家暴政的形象一直延续至清代学界。

总而言之，秦朝二世的教训和儒家思想长期独尊的政治生态，致使秦汉以来的古代文人很难心平气和地对待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从而将其视为一种与儒家仁政思想背道而驰的暴政思想，因此对于韩非子及其他法家人物就无可避免地偏颇激烈地道德义愤其实是思想史课的作家所读著作：《韩非子解读》，很难对韩非子进行理性，系统的道德研究。 即使是温和的研究者，也认为法家思想是治理乱世的功能，否认其“治世”的功能，所谓“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

在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的古代社会，要对法家做出客观、理智的评判，信为不易。因此，以儒家“仁政”思想为信仰、对“修、齐、治、平”深信不疑的古代学者对法家所做的任何判断，均带有浓厚的价值判断色彩。而在近代以来，在中国面临外敌入侵的紧急关头，学界出现了以“诸子学”来附会西方民主、科学的现代理论，积极提倡法家的富国强兵思想其实是思想史课的作家所读著作：《韩非子解读》，韩非重功用、轻虚谈的思想也受到相当关注。但如果仅仅简单地将韩非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做简单的连接，则有牵强附会之嫌，对韩非的认识也未必客观。

传统学者以“人性论”的视角审视中国先秦思想史，将所有先秦诸子思想都做一个清晰明了的“人性论”划分，其典型表现，就是对法家尤其是韩非“人学”思想做了一个“性恶论”的判断，这种观点在现代学界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其实 “性恶”不见于《韩非子》一书，所谓“性恶论”只不过是后人根据某种观点对韩非的观点所作的评论而已。

儒家的“人性论”属典型的价值判断，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韩非子解读，儒家一方面对于人一生下来就“应该”是什么进行了先验式的论断，另一方面又在现实中以君子、小人的价值模式来衡量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好利”关系，在最终理想方面，又希望人人都能“重义轻利”成为“圣人”，即“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这种理想主义思想存在着严重脱离现实的危险，与儒家思想不同，韩非明确区分了社会大众思想道德水平与少数精英道德的差别。认为人皆重“利”，个人道德的实现离不开法治的规范和“人情”的引导，人们“好利”并不能说明他们道德水准的高低，不对社会现实做任何的价值判断，其思想本身就包含着若干来源于社会现实的理性认识。韩非不以道德精英的高标准去要求普通百姓的做法其实对今天的学界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然而如果单纯以“高尚其志”的观点去裁剪韩非思想、品判其为人，则会完全曲解韩非的学术取向和学术价值。

因此，读宋老师这本《韩非子》对我有着重要的意义，

《孟子 万章下》曾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因此，研读韩非子，了解韩非子的身世和时代是必要的。将“白描”式的韩非还原于世人面前，更加深入认识韩非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亦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在《韩非子解读》这本书里面，最重要的解读就是宋老师用了“理解之同情”的办法去解释韩非子的理论，而不是套用后世的概念去妄加评判韩非子。“了解之同情”的意思是以博大的襟怀和丰富的知识来了解前人及其生活,尽力突破时空和文化的阻隔,以期对过去做出公正而严谨的评价。“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所谓真了解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韩非子解读，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比如，儒家等其他学说往往构建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认为只要做到了“内圣”便可以“外王”，只要君主自己做到了最理想的人格，底下的民众就可以顺应学习从而达到最理性的政治社会状态。韩非子的中人政治理论认为, 依靠君主修身而行贤人政治既然不再可能, 那么,

政治治理应该建立在绝大多数人包括君主和百姓都是德性与才智普通的人的必然之道，以 中人而非圣人为治国的物质基础和逻辑前提, 尽量考虑如何使用庸主。这一理论就从现实出发，给出了现实政治一个“现在”的“可以实现”的政治理论框架，而不是把希望放在虚幻的未来。

结合韩非子的背景来看韩非子，便不难理解其对于现实强烈改变的愿望和迫切性，生于战国末期的韩非子，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年代，战乱不止，思想上亦是百家争鸣。这个社会背景，无疑为韩非减少了许多在自身观点上的“先天性束缚”。韩非子没有走上老子“无为”的道路，没有如孔子那般高喊“仁义”，没有像墨子那样坚持“兼爱”。纷乱，无疑为韩非子提供了“斗争”的素材，因此他的观点颇为偏执与激进，从而被比喻为“药石中烈者”。

身为一个贵族，韩非子显然有更好的条件求学四方、游历天下，而经济、社会地位的优势，也为他在满足了温饱后提供了思考国家和社会的条件。但他是一个韩国贵族，是一个战国时期弱国的贵族。想要改变受邻国欺凌的局面，只有学习强国的富强之计，而贵族“当涂之人”纷纷为了自己的利益韩非子解读，遮蔽君主的视线之时，韩非强调“法术之士”的责任和担当，则必不可免免去理想主义的理论体系，而从立即有效的方面建立自己的学说。

所以，韩非子在《说难》中以冷削尖刻的笔触，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法术之士为了实现政治抱负而采取卑躬屈膝、奴颜媚骨、阿谀奉承的方式以讨主子欢心的百变嘴脸，入木三分地分析了如何把握听话者捉摸不定、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并投其所好，最终获得信任和重用。因此，后世论者往往将《说难》篇的主旨联系起来而认定韩非子是一个品质败坏的无耻小人。后世学者评论韩非子人格的另一视角是有关韩非子使秦这一历史事实。人们围绕着韩非子到底有无用秦之心这一争论焦点，逐渐形成了“韩非子是卖国贼”与“韩非子是爱国者”截然相反的两派。从韩非子“使秦”而有心“用秦”的立场来审视韩非子人格的学者尤以司马光

与江瑔的言论为代表，他们认为韩非子为了谋取秦王信任不惜出卖自己的宗国，对韩非子之死也持咎由自取的观点。而专治韩非子思想的人，则往往对韩非子“情有独钟”，倾向于肯定韩非子的人格，将韩非子定位为爱国者。这两者都基于自己的时代和主观意见对韩非子定下评论，却很少真的出于当时的时代去理解韩非子的人格与理想。然而宋老师在这本书里面，注重分析了韩非并不是真的主张隐退或者利用权谋去达到自己的利益，而是分析了现实的困境，主张法术之士谨言慎行，察言观色，在当涂之人的歪门邪说中获得重用，从而实现理想—韩非本人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然而现实中的理想主义者往往由于太天真和空想，对现实的人性理解不足，从而无法使自己的学说获得重用，韩非当时的处境迫切要求理想主义者去改变现实的现状，那么看清现实，也即现实的规则之下有一套潜规则，利用潜规则，“自污其身”，在“想改变现实之前不得不适应现实”的矛盾下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因此，看清现实和人性复杂性并不是主张一定要这么去做，而恰恰是想要改变这种现实。

这种办法也提供了我研究思想史时的方法论，让我更加理解了如何用“了解之同情”的眼光看待古代的主要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