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时代背景时代背景的孕育和其它思想奠基

时代是孕育思想最好的土壤，而思想也在时代的背景下显现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经济、政治以及文化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

政治上，奴隶制的瓦解推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经济上，土地所有制的转变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文化上，“礼崩乐坏”促成了思想文化的自由开放。这个时代是动荡的时期，也是思想绽放光芒的时期，其中法家思想就是在这段时期内成熟和完善的。

法家思想体系中所有内容都是相互联系，相互映证的，因此法家义利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时代背景的孕育和法家其它思想的奠基。

一、先秦时期法家出现的时代背景

（一）政治背景

法家中“法”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儒家中的“礼”脱离出来的，礼法在夏商周之前是混一的状态，并无明确的分离，到了春秋时期礼和法才各有清晰的内涵。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经济制度的改革引发了一场政治、社会、军事等全方位的时代变革。新的生产方式推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新老阶级的争斗导致了社会剧烈的动荡，从上到下开始了一场重新分配资源的争夺战。

“礼坏乐崩”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一个标志，也为法家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中著名的事件就是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书”和公元前511年赵鞅“铸刑鼎”。这也说明当时诸侯国的改革之路从此开始，“成文法”的浪潮逐步席卷了致力于发展壮大的各诸侯国。

到了战国时期，刑罚制度已经是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诸侯国也相继开始进行法制改革。

魏悝编写的《六经》是我国古代史上第一部完成的成文法典，标志着与法治思想的形成。

战国中后期新兴地主阶级已经逐步强大，并开始向奴隶主贵族阶级发起全面的进攻，以期彻底取代其地位，法家也由此走向高度发展的时期。

（二）经济背景

在西周后期到春秋初期这个阶段，国家体制内部的弊端积重难返，爆发了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等诸多状况。

到了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加快，封建制度逐渐成熟，封建地主集团也由此形成

到了战国中后期，当时田亩实行了租税的方式，庶人也脱离了奴隶的身份，后经过多重转变，最终成为封建时代下的农民。这不仅提升了农民的积极性，并且对于农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政治制度与土地制度的变革，春秋时期的农业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中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铁制农具的出现和牛耕技术的推广。但随着春秋后期以及战国初期战争频繁和统治者的生活腐化导致了很多诸侯国赋税名目增多，人民生活负担日益加重。

春秋时期手工业的发展得益于农业的进步，因为农业是当时其他劳动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农业技术改进后使得一批劳动者得以脱离农业劳动，转换到手工劳动中去，也由此手工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小农经济的体制下，家庭手工业作为副业则正好满足了家庭日常需求，这也是当时自然经济赖以生存的方式。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均有市的设置。同时随着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贸易的种类逐渐增多古代法家思想是如何产生，农产品、工艺品、果品、畜牧产品、水产等等应有尽有，这些都为商业贸易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文化背景

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第一次文化繁荣的高潮——百家争鸣，法家之所以兼百家之长，就是在学术交流的环境中形成的。

除了人才的流动，还有宽松的治学环境也是学术繁荣的客观原因。春秋中后期古代法家思想是如何产生，逐步出现了“公学私学化”的局面。这普及教育的过程也就是思想传播的过程，思想在传播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全方位变革提供了了思想基础。

二、法家义利思想的基础

中国古代社会逐步迈向文明的进程中思想积淀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道德伦理思想更是重中之重，其中义利思想的内容是道德伦理思想中重要组成部分。

义利思想中的“义”体现出的就是道德的内涵，要想解析义和利的相关问题，就要先了解义所包含的道德内涵和要义。

道德的起源是在原始时期，那时相对应的是原始道德习俗。在当时，鬼神的崇拜还是占据了人们的主导思想，直到西周时代，伦理思想才获得了长足发展。

周朝的伦理道德是建立在宗法秩序之上的，主要体现在家族关系，例如：父慈子孝。孝在私有制产生后出现，又随着宗法制而强化，最终逐步融入到政治传统中去，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和手段。

道德中的德也是周朝对于伦理规范的重要内容。首先，统治者的德，是恩德于民。其次，对于个人而言，德的内容不仅仅是在讲与他人的相处的准则，更是对自己的道德修养的一种要求。古人通常会树立了道德层面的模范或圣贤，以此要求后人向他们学习，这些道德层模范都是道德层面上最高的修行者。也因此到了周朝，周人提倡“修德”来提高自身的修养。

自三皇五帝到夏商周都是倡导道德治世义利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时代背景时代背景的孕育和其它思想奠基，道德是国家层面的主流思想，但随着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道德的约束力开始下降，道德思想中的部分内涵开始被质疑。当时从人性的善恶、历史的发展以及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普遍价值出发，掀起了“义利之辩”的第一次浪潮。

中国古代哲学以及伦理思想都是逐步递进的，伦理思想真正起源于西周，在西周的政治体系中融合了宗教、道德、伦理等多方面内容。

春秋时期，诸侯国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大力发展农业来促进经济，同时也可以为军事行动提供物质保障。他们在管辖的地域内纷纷开辟荒地，并将开垦的田地地据为己有，这种风气慢慢形成了私有化的风潮，人人开始重视私有财产，“利欲”之风开始盛行。在这种风气下，人与人之间道德的围墙也开始出现破裂，信义的缺失是春秋战国征伐交战的原因之一。

春秋战国思想的先驱们围绕这种风气造成的影响，纷纷就信义与利益这个问题开始发声，形成了义利之辩的开端。

义利问题是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单拿出其中一个内涵并不能构成义利问题，由此可见义利两者之间是紧密关联的。义是道德方面的准则，但是道德的起源却离不开利的内涵，因为利是现实生活的物质基础，脱离了物质基础何谈道德？在此基础上，人们又进一步拓展了伦理关系、政治关系等等方面。

在这些关系和问题中，涉及了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而这些关系如何把握，这就需要一定的道德规范来进行协调。由此也可以说道德的最终实质就是调解整个社会个体以及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为它们之间的利益提供标准。

从殷商开始整个社会就在对义利问题进行探讨，一直到了当代。探讨的趋势也从一个层面扩展到多个层面，从单一领域扩展到到多个领域。

“义利之辨”中各家学派都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但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儒家思想逐步占据主流地位，因此儒家的义利观一直是专家学者探讨研究的关注点。

但从义利思想的范畴来看，构成“义利之辨”的是多样的义利思想，因此我们不能只着眼于主流学派的观点，应该较为全面的去整理传统义利思想古代法家思想是如何产生，分析不同学派义利观的差异性，辩证的看待所有义利观，对“义利之辨”中的思想做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思考。

三、法家义利思想的内容

关于先秦时期法家义利思想的文献和资料繁多，但要具体分析和总结法家义利思想，就要从法家代表人物的著作中去仔细研究。法家义利思想在相关著作中内容分布散乱且无序。但法家义利思想中关于义利关系、公私关系、法与义利关系则是将义利的内容贯穿了起来。

（一）义与利的关系

“义”范畴的形成经历了义观念的下移的过程，并在不同时期中逐步充实并完善。从对于利的阐述来看，法家重利却不提倡为物欲所控，并认为利是对义有决定性作用，道德仁义的精神内在是由现实的物质状况来决定的。义与利的关系又可以分为好利恶害、重利轻义两种。

（二）公与私的关系

利分为公利和私利，其中公利又含有国家利益和统治者利益两层意思，私利也包含着个人之利和民利的两种内涵。在国家利益的范畴中，民利又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在和国家利益比较的时，我们就可以将民利看作是私利，而在于个人之利对比时，民利则需要上升到公利的层面。

法家义利思想是提倡要以国家利益，也就是公利为先。同时，民利在法家看来就是国家的基石，即要以民利为基。

（三）法与义利的关系

赏罚标准的具体形式就是法令，法令具有强制性，是国家权威的象征，君主通过立法，臣下实施执法来保证法令的畅通无阻。

法令明确了哪些行径是不可为的，哪些是可行的，而具体划分的标准就是以国家利益是否受到损害为准则的。由于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因此违背法令这种会受到伤害的行为，人们自然会去避免，同时通过国家法令中的奖赏制度去引导人们去追求合理的利益，这样就实现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

法家认为，只有以法为纲、奉公废私，才是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正道。

结语

义利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价值导向，用来引导民众思想和规范社会行为，而社会价值的导向又与当时面临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结构、经济关系的发生着剧烈的变革，同时这也催生了法家义利思想的萌芽。

法家在面对深刻的历史变革面前，发出了自己在时代中的声音，而变革是法家思想实践的内核义利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时代背景时代背景的孕育和其它思想奠基，正是在变革中论证思想，在思想下指导变革，法家才能在历史上脱颖而出，成为对历朝历代举足轻重的思想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