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中女性形象性别意识的缺失作为写作力求创新

五四文化革命以来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中关于女性形象的诠释 不可否认，在对革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中，特别是现代以来，绝大多数学者都着眼于这些女性形象所表现出的女性意识缺失及被男性意识压迫的问题。对这一现象，研究者大多持批判的态度，这与我们传统观念里对革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崇拜、赞美具有本质的不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革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审视，在这一问题上笔者与绝大多数学者持相同的态度，即对革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是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的。同时，笔者发现，之前学者在对这些女性形象身上所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上，仍存在着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革命文学中女性性别意识的缺失。那么在本论文中笔者将以革命文学中女性形象性别意识的缺失作为写作力求创新的方向，以此来探讨革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这一特殊群体中，所存在的女性性别意识缺失的问题。 革命文学概述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革命文学在中国流传时间长、流传范围广、存在庞大的读者群，特别是随着近几年红色经典改编剧的热播，它再次在中国获得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那么，到底革命文学的定义如何,在不同时期，革命文学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在这里笔者将进行总结概述。革命文学的界定 对于革命文学而言，该定义由两部分组成，即“革命”和“文学”。

何为“革命”，也就是被压迫阶级使用暴力手段去推翻压迫阶级，夺取压迫阶级手中的政权，以毁坏旧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会制度。一般而言，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相对强烈，他们迫切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获得人身的解放。何为“文学”，文学是指以语言为依托，来塑造文学形象、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书面文学是由口头文学发展而来，中国最早的书面文学当数《诗经》。何为革命文学，一般认为，革命文学起源于1917年。这一文学样式产生于响应晚清的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之中，当时，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萌芽并发展，力求适应思想革命的倡导，可以说，革命文学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革命文学最初的矛头指向是对封建思想进行批判，紧接着，文学家们逐渐找到批判的重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即对封建主义制度下的文学进行大力批判——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使得新文学的提倡变成了一场文学革命运动。着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树立了一道鲜明的里程碑，即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结束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自此，革命文学在中国断断续续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新中国成立前，凌淑华、丁玲的许多作品被认为是革命文学的典范之作；新中国成立之后，梁斌的《红旗谱》、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是革命文学的代表之作。

（二）国内不同时期革命文学的特点 在中国，笔者在这里将革命文学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五四时期的革命文学。五四时期是中国革命文学这一概念产生的起源时期，革命文学是响应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这一时期的革命文学带有着深厚的启蒙色彩，旨在唤醒人们的觉悟，带领人们去改良人生，对现实的压迫进行反抗，以推翻惨无人道的压迫势力，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生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如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等人。代表作品如《狂人日记》、《女神》等，代表性理论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等。第二，五四革命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文学。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号召下，文学工作着纷纷拿起手中的笔作为战斗武器，与当权者、压迫者进行论战，革命文学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家如丁玲、张天翼、叶圣陶、矛盾、老舍、巴金以及东北作家群里的作家萧红、萧军等。代表性作品如《子夜》、《骆驼祥子》、《莎菲女士的日记》、《华威先生》等。第三，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前的革命文学。这一时期的革命文学围绕着文学是不是为社会主义政权服务而展开，文学作品是带着赞扬革命精神的色彩还是带着诋毁革命的反动色彩。

代表性作家作品如吴强的的《红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第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革命文学。这一时期革命文学的主题主要侧重于对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上，又被称为反思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如冯骥才的《啊！》、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等。呈现出对革命埋没人性、损坏社会正常秩序的反思。 革命文学中女性形象分类1949年以后，我国始终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保障妇女的权益，向人们传递“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观念，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解放，并不标志着妇女的自我觉醒和社会意识已经提高到了一个理想的水平，透过表面的现象我们看到的是，在当今的社会中男权主义的意识及观念并没有杜绝，男权化不断加剧，妇女自我意识的逐渐退化。本文的选题是建立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进行的。在革命文学所塑造的角色中，从来不缺乏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大多都以英雄的形象示人。例如前苏联著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女干部丽达，国内红色文学经典《红岩》中的江姐、双枪老太婆，《青春之歌》中的林静道等等。那么，我们将把这些女性形象分为以下两类。

革命女性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革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革命女性形象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叙事中，经历了左翼文学，以及延安文学再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断演进，革命知识分子女性逐渐从书闺空间中走出来加入到革命的大军。这一类型的女性形象如产生于左翼思潮时期的石评梅笔下的何雪樵。何雪樵是在革命新思潮的影响下从夫家、父家出走的女性典范。女性从此不再是只会在闺阁之中伤春悲秋的角色，当她遇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以后，马上被革命的热烈氛围所吸引，对自己曾经局限的思想感到懊恼，想全身心的参加革命。但是，遗憾的是，石评梅笔下的何雪樵是自己想象的产物，带有虚幻的色彩，没有太大的说服力，而且当时出走的女性还是会受到许多方面的阻隔。之后，丁玲的《在医院中》塑造了一个女知识分子形象——陆萍。陆萍是一名抗日时期医院中的女大夫，她正直、一心向着革命，到了解放区后，她被分配到一家机关医院工作。由于她之前受过正规的医院训练，到了解放区医院后，在陆萍看来，这家医院里边问题重重——医院的护士缺乏正规的锻炼，医院的卫生条件太差，手术室的取暖设备也十分欠缺等等。于是，陆萍向医院的院长提出建议，但是院长是一位庄稼汉出身的干部，基本上是文盲，他和陆萍之间存在着交流障碍，陆萍的意见也难以被采纳。

有一次，由于院长不同意在手术室内生炉子，导致了手术室里的炭气中毒事件发生，陆萍也险些在这个事故中丧命，从此，陆萍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革命俄顷和工作热情也大减。陆萍的形象也是女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婚后受到打击的典型。新中国成立初期，杨沫的《青春之歌》一时间受到极大的推崇，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的革命女主人公林道静也是一位激情高涨的知识分子。林道静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长大后被非亲生母亲徐凤英逼婚，不愿屈服于命运的她选择了逃婚，逃婚后的生活并不容易，缺少社会经验的她多处被骗，最后走投无路只能选择跳海轻生，后被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余永泽抢救。但是，林道静并不安心于和余永泽共度温柔缠绵的生活，后认识了爱国学生卢嘉川、许宁等。身上放射着青春色彩的林道静，最终选择了将革命作为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二）革命女性中的女干部形象 革命文学中也不乏女干部革命女性形象，如前苏联著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女干部丽达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国内红色文学经典《红岩》中的江姐。在这里，我们以江姐为代表进行分析。江姐是人们对革命人士江竹筠的爱称，江竹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女干部革命文学中女性形象性别意识的缺失作为写作力求创新，1948年在万县被捕，关押于重庆军统渣滓洞监狱，受尽了酷刑仍坚不吐实，后于1949年11月被敌人杀害并毁尸灭迹。

敌人曾用辣椒水、电刑等逼迫江姐，逼她就范，但是她凭着对革命的忠诚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凭着一腔革命热情，誓死不屈。是革命女性中女干部的典范，为后来的革命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革命女性形象分析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革命的女性形象进行审视，观察革命女性的成长模式，则会发现这些女性形象存在着性别意识的缺失。 革命女性的成长模式 革命女性并非一出生便具有了从事革命的决心与抱负，她们往往是在经历了坎坷命运的捉弄以后，从而激发了对原来命运的反抗意识，决心改变不堪的命运，对压迫者进行抵抗。在这些以革命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中，男权主义直接体现在了故事情节中，例如在《创造》这一作品中，男主人公君实一开始试图从精神思想方面来改造娴娴，但是这种改造并不是建立在为了使娴娴进步或觉醒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仅仅是为了使男主人公可以“装点门面”，在君实发现了娴娴真的具有了自主意识之后，又开始惶恐不安，对娴娴进行各种否定。有一部分学者对当前热门的“红色经典”改编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对不同年代同一作品中的同一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指出了在这些改编剧的原作以及在改编之后的电影、电视、文本等作品中都存在着女性意识的缺失。在原作中，女性形象“经典”化、结构化，她们缺少了女性本该所具有的因素，她们只是具有一个女性的外壳，更多的以“铁娘子”、“花木兰”等形象示人，她们成为了“像男人一样的人”；而改编之后的女性形象则具有了“颠覆性”改变，例如，在红色样板戏《沙家浜》中的阿庆嫂，由智勇双全、坚强不屈的地下交通员形象，在改编剧中被塑造成了风流成性、处事圆滑的“狐狸精”式形象，不光“跟镇上的男人不干不净”，甚至和胡传魁及郭建光也有暧昧关系。

毫无疑问，在作者的分析中，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无一不是以男性角度、符合男性价值观而塑造的，失去了女性的主体意识。 如果对对革命文学中女性有关于婚配择偶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会发现革命文学中有关婚配的问题也反应了女性意识的缺失，在作品中那些被选择的男性他们本身就有代表革命或者国家的功能，女性在选择他们的时候，就是选择了正义，因此这种“爱情”才被允许和接纳，而她们也可以借由这种选择而加入革命者的行列，这些婚配关系并不是单纯的由女性自身所选择或决定的。例如，小芹选择了在反扫荡中打死了两名敌人的英雄小二黑，又如刘桂兰痴情于被革命所认可的农村主任郭全海。但是实际上这种选择的本身并不考虑女性是否能够获得幸福，甚至这种选择还带有“弃旧迎新”的特点，如《青春之歌》中林静道在卢嘉川与余永泽之间的选择。 革命女性形象性别意识的缺失 革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无一不充斥着英雄主义色彩，万分吻合我们倡导的“半边天”观点，她们独立自主、坚毅果敢，似乎都是最为完美的女性，但是透过这些文本表面的现象进行思考，我们不难发现她们身上总是缺少了一点什么。进一步思考之后我们会惊讶的发现，这些女性形象身上缺少了女性本来所具有的种种特点，她们变成了“无性人”。

无论哪个时期哪种体裁，在故事中的女性形象身上都存在着女性意识向男权妥协的痕迹，再特殊的历史、地理时期革命文学中女性形象性别意识的缺失作为写作力求创新，比如延安时期，也不例外。大多数作品中存在着男权主义对女性的压制，使得这些作品中包涵的呼唤女性主义的色彩甚至大于歌颂革命的色彩。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由于作家女性意识的缺失，以及由此而来的在她们作品中女性形象女性意识的缺失问题，是本文提出的有待更多读者一起思考的问题。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革命女性形象是一个新的需要不断丰富的研究领域，张云在《革命叙事中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中，向云富、田祥斌在《林道静的颠覆之路——从女权主义视角对的解读》中，均是对革命文学中的女性知识分子进行研究的重要文论。当然，还有一些传统的观点也表达了革命文学中女性形象具有教育意义的观点，如矛盾先生在对《青春之歌》的评价就表明了这种观点，对林静道这一形象大加赞赏，认为他说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路的探索。但是，革命女性形象的性别意识的确实是需要我们进行不断探索的领域。 结语 在对革命文学中所塑造的大部分女性形象观察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被人们所广泛接受的、认可的女英雄身上，似乎缺少了她们本该具有的本质属性——那些女性所独有的柔美感荡然无存，她们身上更多体现出的是刚性的一面，她们被男性化，一切都以向男性看齐为标准，似乎这样才能符合革命的味道。

再细细品味，我们甚至会惊恐的发现，这些女性形象是以男性为模板而创作的，她们空有一个女性的外壳而缺少了女性的灵魂，她们不是男性，但是却比男性更为男性，她们成为了特殊的“无性人”。但是笔者却认为，不应当将她们身上的女性意思抹除，她们不应当成为“无性人”，即使在最残酷的战场上依然应该有娇嫩的玫瑰绽放，她们的存在应当是为了真正唤起女性意识，而不仅仅为了成为一种标杆。综上所诉，本文选取了革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这一特殊的群体，试图通过对这一群体的分析，来探讨女性意识的缺失，引起当下某些社会问题的共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