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复原的山西陶寺遗址古观象台

图为北京观象台。

图为夏至致日图。

图为曾侯乙墓二十八宿漆箱盖面星象图。

图为考古学家复原的山西陶寺遗址的古观象台。

考古学是利用古人留弃的遗迹遗物重建古代历史的学科，尽管先民的物质遗存作为古史研究的直接史料有益于重建古代物质文化的历史，然而就一部真实的历史而言考古学家复原的山西陶寺遗址古观象台，仅满足于人类物质文化历史的建设显然极不完整。理由很简单，人类社会的历史不仅包括物质文化历史，也应包括精神文化的历史，我们不仅要关心古人是如何生活的，更要关心他们是如何思想的。这意味着真正意义的考古学研究既要揭示先民的物质创造，同时更要通过这些物质遗存研究先民精神文化的成果，这些成果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

中华文明能持续数千载不衰且日益光大，其中一定有着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优秀传统，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对于这一宇宙观的探索也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工作。

古人观测天象的目的在于确定时间，从而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

天文学的起源与文明的起源大致处于同一时期。

有关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思考，古人理解得相当深刻。《尚书·舜典》：“浚哲文明，温恭允塞。”《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这些认识从根本上建立了天文与人文的固有联系。唐孔颖达对“文明”的解释是：“天下有文章而光明。”这里所说的“文章”意在强调文德的彰显上古天文，体现了中国先民对德行修养的普遍追求。事实上上古天文，文德的根源在于天文，这一思想在上古文献中已有清晰的表述。

龙是上古时观象授时的重要星象。龙本源于中国传统二十八宿天学体系中由角、亢、氐、房、心、尾六宿星官所构成的形象，而“见龙在田”所描述的则是龙星伏没之后，位于龙角的角宿从东方地平线上重新升起的天象，民谚习称其为“龙抬头”，又称“农耕节”，原始历法以其为一年中新的农事周期开始的标志。那么龙星的重现与文明的诞生又有怎样的因果关系？

古人观测天象的目的在于确定时间，从而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长期的观象实践使人们懂得，先民虽和时间从无约定，但其每每如期而至。如果龙抬头可以作为立春节气的标准天象，那么人们发现，这个标准天象和标准时间的对应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稳定不变的。具体地说，假如人们在某年的立春观测到见龙在田，那么百年甚至几百年后，仍然可以在同一时节观测到同一天象。假如先民通过立表测影决定时间，那么这种对应关系将更为固定和持久。一年中正午最短的表影当在夏至，人们发现，如果他们在某天正午测到了夏至，那么经过三百六十五天就一定还可以测得夏至，十年如此，百年不变，千年如一，从无爽差，于是人们通过这种对时间的长期观测逐渐形成了“信”的思想。先民以为“至信如时”(战国竹书《忠信之道》)，“天则不言而信”(《礼记·乐记》)，可见时间最能体现“信”的德行。

诚信观念源于古人对时间的认识，并成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内涵，其后人们以文信修心，立身立命，从而建立起了最早的文明。

中华文明是一种探求真理的文明，所谓的“格物致知”意味着先民的一切认知都来源于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分析

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宗教遗存的天文考古学研究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具有特别的意义。

该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4500年，以45号墓为中心，在南北约百米的区域内，自北而南沿子午线等间距分布了四组遗存。最北的45号墓葬有墓主上古天文，墓主的东西两侧则分别摆放了蚌塑的龙虎，虎腹部位还有一堆蚌壳，表现二十八宿东西二宫的主要星象，而于墓主人足端又有以蚌塑配以人的胫骨摆出的北斗造型，这些设计使墓中的蚌塑图像组成了一幅包括北斗和二十八宿龙虎星象及大火星的天文图，其内容与湖北随州出土的公元前5世纪初的曾侯乙墓二十八宿漆箱盖面星象图完全相同。

中国最朴素的宇宙理论为盖天说，其基本认识就是天圆地方。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理念使古人必须通过墓葬的设计再现墓主生前的现实世界，后代的砖室墓以方形的墓穴象征大地，以穹窿形墓顶表现天空，甚至于穹顶上绘制星图，显然是对天地的立体表现。如果通过平面表现天地，古人则习以南方为天，北方为地。而西水坡45号墓以南边为圆形，北边为方形，这种别具特色的墓葬形制显然可以视为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呈现。

中华文明是一种探求真理的文明，所谓的“格物致知”意味着先民的一切认知都来源于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分析。

中国先民在公元前5000年已学会了立表测影，并据此确定空间和时间，原始的历法已经产生；他们可以观测北斗和二十八宿星象，这意味着中国天文学的二十八宿体系及以五宫为框架的天文体系都已建立。他们对宇宙有着自己的想象，建立了天圆地方的原始宇宙学说。

《论语·八佾》引孔子曰：“周监于二代考古学家复原的山西陶寺遗址古观象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中国先民所定义的文明事实上是形上之观念，而并不限于形下之物质创造。就人而言，文明是以文信修心之道德观念，此足以使人区别于动物；就社会而言，文明则是规范人们行为的礼仪制度，此足可使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这一对于自身文明的认知无疑来源于观象授时的天文实践，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事实表现得非常清楚。

天文学的起源与文明的起源大致处于同一时期。因此，追寻天文学的起源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握文明诞生和发展的脉络。事实上，对于重建前文献时代的上古文明，天文考古学研究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中国古代的文明创造并没有因时间的悬远而失去价值，在工业文明的今天，几千年前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更突显出其可持续发展的优秀理念，这对于重塑中华文明，重树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非常重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制图：蔡华伟

图片由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黎耕提供

《 人民日报 》( 2019年02月23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