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 4 号坑发掘结束，考古工作仍任重道远

“我们发掘结束了！”2021年8月20日，许丹阳发了一条微博，两张合影里，是4号坑的考古队员们灿烂的笑容，他们比着V的手势，背景是三星堆遗址内的葱绿大草坪，那是考古队员们每天上下工都会看到的景色。

2021年3月20日，国家文物局向公众公布了三星堆遗址内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顺承1986年发现的1、2号坑，新发现的六个坑被编为3到8号。如今经历了将近一年的发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助理馆员许丹阳负责的4号坑是这六个坑中最早完成现场考古发掘的一个。

现场发掘的结束，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将来挖掘完，就要对考古数据做基本的整理，“不会比发掘的时间更少”；还要对残损的器物进行修复，“修复花的时间就更长了”。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黎海超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1986年挖出来两个坑，我们研究了三十年。接下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修复之后是文物的展示，若干年后，公众可能会在三星堆博物馆的新馆中见到这批文物。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也是公众目光持续被这个考古项目所吸引的一年。央视在3月份和5月份各对三星堆进行了一场考古直播，第三次电视直播将在2021年9月9日至11日进行。各路媒体空前地对原本安静冷门的考古工地进行连篇报道，三星堆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成了家常便饭。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三星堆的考古话题可能依然会不时出现在公共媒体上。在公众考古的实践中，这次的三星堆发掘已经成为了一个示范性的案例。

在技术上，这次的发掘也成了新的标杆。陈德安是1986年那次三星堆考古发掘的负责人之一，他对比了前后两次考古发掘。“这次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史上规模最大、力量最强、设备最先进的一次，和当年1号、2号祭祀坑的发掘相比，条件是天壤之别。”陈德安说。

每一家合作单位，带着各自的“看家本领”，汇聚在三星堆：中国丝绸博物馆负责丝蛋白的检测和保护；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带来了象牙保护的技术；北大有擅长的碳14测年技术；上海大学基于薄荷醇的文物临时加固技术则曾获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上海大学讲师徐斐宏是这次3号坑的发掘负责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了这次发掘的特殊性。“别的考古工地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工地就是一个探索性的工地。不管是它的硬件、配套的多学科的合作，还是从公众考古、对外宣传这个角度来说，都是最前沿的，”徐斐宏说探索发现三星堆，“我们把已经有的新技术整合起来，做一套工作的模板、示范，这是我们这个项目想要达到的。”

截至南方周末记者发稿时，4号坑已经发掘完毕，3号坑在收尾阶段，面积最小的5号坑已经见底，但器物还没有提取完。6号坑最特殊，坑里只有一个木箱，目前已经被整体切割提取，运到了实验室里，等待进一步的“开箱”。7号坑和8号坑的进度慢些，7号坑在8月6日才完成第一件青铜器的提取；而面积最大的“8号坑的惊喜还在后面，下面可能还有大型金属器”，8号坑的发掘负责人、北京大学副教授赵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每当直播开始的时候，考古工地上会异常地忙碌。上次直播，5、6、7号坑同时开挖，现场人手一度吃紧。由于考古人的付出，公众对三星堆文化乃至考古学的理解，也许能变得更加深刻准确。多位现场发掘的考古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三星堆此次发掘可能要持续到2022年春节。中国考古人将用一整年的辛勤劳动，致敬1927年三星堆发现以来的历代考古前辈，也致敬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

“运气真好，刚好把这个角给找着了”

3号祭祀坑的发现，充满了戏剧性。

1986年出土于1号和2号祭祀坑的某些青铜文物，经过专家的拼合修复，始终找不到能将其拼合完整的残片。比如之前出土的“眼形器”，有菱形、钝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三种样式。菱形是完整的器型，两件钝角三角形上下拼合成菱形，四件直角三角形也可以四面拼合成菱形。这就意味着钝角三角形和直角三角形的器物数量，必然是偶数。但是已发现的此类器物，却不是偶数。

专家们猜测找不到的残件应该在另外的某个坑里。“我们一开始就比较坚信存在着至少第三个坑。”三星堆遗址考古所所长、也是此次发掘的现场总负责人冉宏林说。

1986年抢救性发掘之后，国家将三星堆遗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国保”，三星堆以保护为主，发掘为辅，之后34年间，主要的工作就是“消化”，围绕着1、2号坑出土的1700多件文物，保护、研究、展示成为专家学者们的主要工作。就算要考古发掘，也要有规划、要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冉宏林说：“不是我们想挖就可以挖的。”

与此同时，1980年代以来三星堆遗址 4 号坑发掘结束，考古工作仍任重道远，考古学家们在三星堆遗址区发掘了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明确了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和结构布局。在四川盆地内部，考古学家也发现了不少三星堆文化的其他相关遗址，逐步廓清了三星堆文化的分布范围。

为了向公众更好地展示已经发掘完毕的1、2号坑，2004年，两个坑之间的空地上搭建了玻璃展示台，铺设了木栈道。而正是这个玻璃展示台，让考古队差点错过了3号坑。

2004年之后，“我们做过两次密集探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回忆，但是在探测的时候，下意识地绕开了两个坑之间每天人来人往的展示台，这让探测一无所获。时间在慢慢流逝，下一个祭祀坑依然沉眠于地下。

十五年后，新的机会来临了。2019年3月，四川省公布了《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到要对三星堆的遗址开展新一轮的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1、2号祭祀坑附近区域的考古勘探和后续发掘被提上了日程。

对两个老坑附近区域的考古勘探于2019年10月22日正式开始。由于之前的金属探测一无所获，冉宏林只能从理论上推演判断哪些地块最有可能出现3号坑。他画了详细的图纸，在老坑附近三百平米的区域，他推演了五种可能性，考古队据此布设了多条探沟，开始挖掘。

历史在偶然与必然的交错中运行。沿着冉宏林推演的其中一条探沟向下挖，考古队发现某个坑状遗迹的一角。

2019年12月2日下午，雷雨和冉宏林都在三星堆博物馆开会。突然，冉宏林的手机震动了。是前线发来的消息。

雷雨和冉宏林立刻离席会议，赶往发掘现场。1986年负责挖掘的考古队领队陈德安和陈显丹两位老先生当天也被请到了现场。“坑是坑，但不知道是不是祭祀坑。”陈显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的判断。

第二天，考古队员们顺着那个“坑状遗迹”继续挖，一点点青色开始露头，渐渐地三星堆遗址 4 号坑发掘结束，考古工作仍任重道远，露出了一二十厘米，像是某件器物的口沿，“我都不大相信，还觉得是宋代的铜器。”雷雨回忆起那天的激动心情，“很多人搞一辈子考古，重要的发掘可能都碰不上一次”。

陈德安下坑，伸手一摸，语气肯定地说：“是大口尊，没问题！”两个老坑里的器物，他不知道摸过多少遍。

考古队员们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一直在寻找的3号坑，就被遮蔽在自己脚下。如果那条探沟再差几厘米，考古队就要再次与3号坑失之交臂。“运气真好，刚好把这个角给找着了，不然的话又得等几代人吧。”雷雨说。

有了两位老专家的定心丸，冉宏林立即着手保护现场：封锁消息，把探沟回填上探索发现三星堆，周边建起新的围栏，升级安保系统，“待明年搭大棚，大家伙儿慢慢发掘。”冉宏林说。

2020年9月开始至今的新一轮三星堆考古使用了大量“黑科技”，图为参与三星堆考古发掘的合作机构研发人员在工作中。（/图）

新范例：DNA测试、三维扫描、薄荷醇加固

2020年正式发掘之前，探测已经显示下面有大量的金属器物。考古队员对地下的文物等级，都心里有数。国家文物局给这次发掘定下了极高的标准。

“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多学科、多单位优势互补、联合攻关的原则。”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徐坚参与了上海大学承担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前期协商工作，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为此次发掘的领导机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陆续邀请了数十家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机构、科学检测机构、文物保护机构等等参与发掘工作。正式开始挖掘的时候，合作参与的机构多达34家。前后研究论证的过程将近一年，2020年9月，正式开挖。

遗址上很快矗立起一个近两千平米的钢构建筑，远远望去，这个建筑在阳光下闪着银青色的寒光。这就是三星堆祭祀区的考古大棚。大棚之下，还有四个钢架玻璃工作舱，3、4、8号坑分别独享一个工作舱，5、6、7号坑因为紧挨着，就被纳入了同一个工作舱。现场的发掘工作主要由四家单位承担，除了北大负责的8号坑，还有上海大学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负责的3号坑、四川大学负责的5、6、7号坑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的4号坑。

一般的田野考古都是在野外进行，是一门“看天吃饭”的行当，在气候多雨的四川盆地，一年里适宜考古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有了这个大棚和工作舱，天气就不再是干扰因素，考古队能够长时间地持续发掘下去。

发掘舱是恒温恒湿的，温度15摄氏度，湿度保持在90%以上，“四川的天气和土壤环境都比较潮湿，我们这样做尽量是保持文物出土之后的环境跟它在里面的环境一致。”马永超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马永超是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一名讲师，曾在3、4月间负责川大在现场的发掘。

进入工作舱，所有人员要穿医用防护服，并在悬挂可升降的工作台上开展工作，身体不接触坑内地面。“尽量减少人对土壤的污染，”赵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对器物保护来说，一点点汗液、唾沫影响不大，但是我们后期如果想做土壤中有机物的DNA测试，我们不希望看到现代人的DNA。”

“把能使用的各种技术手段都用上。”赵昊这样形容此次三星堆挖掘的科技“阵容”。比如三维建模扫描的技术，其他的考古工地也在用，但用得不密集，“挖到一定规模，做一次扫描”，但三星堆不一样，坑里的一点点变化，就要做一次扫描，坑内任何东西的提取，也要做一次扫描，“扫描频率是国内最高的”。

和扫描配合的是绘图。由于成本的限制，国内大部分的考古工地都是手工绘图，但是三星堆全程数字化高精度绘图，“保证了坑内所有信息出现在一个高精度的平面图和剖面图上。不管是普通公众，还是专业人员进行研究的时候，都能得到跟我们现场几乎没有差别的数据。我们要把数据完整地传递给公众。”赵昊说。

很多遗物出土的时候非常脆弱，发掘人员不能直接用手捧出来。“三星堆的玉器很多是烧过之后被扔到坑里面的，烧得很酥，完全变白，像粉一样，这种情况下直接取，那就坏掉了。”徐斐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基于薄荷醇的临时加固技术这时候派上了用场。

考古人员在现场将薄荷醇简单加热融化后，涂抹在脆弱文物的表面，薄荷醇会渗到脆弱文物表面的缝隙中去。冷凝之后，文物和薄荷醇都会变硬，这给提取工作创造了机会。“像琥珀一样把器物锁死在里面。”赵昊形容道。而薄荷醇是醇类物质，易挥发，提取完器物之后，室温条件下薄荷醇很快挥发，留下一个毫发无伤的器物。

“科技考古有很多维度，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冶金考古，怎么把它们综合到一个项目里，做一个系统化的东西，做一个范例，这是我们这个工作应该做的事情。”徐斐宏说。

在徐坚看来，这次三星堆考古使用的一整套技术，反映了两个重要的考古理念——保护前置和全面准确提取古代信息。“地下埋藏的发掘是不可预期的，但是根据预判，可以积极采取预防性保护措施，在发掘尚未开始的时候就制定了各类材质的遗物出土的预案。同时，发掘过程中，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提取古代信息。这是重要的尝试，这种理念已经被考古工作者们广泛接受，所以，这次三星堆的工作经验很有可能会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新难题：神树、象牙和木箱

“论突破性的话，客观来说，新发现六个坑是很难与1986年发掘的1、2号坑相比的，因为它们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徐斐宏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不过，修复1986年2号坑出土的高达近五米的青铜神树，专家们用了十年。这次发掘，在3号坑也出土了一棵形制相似的神树。不少专家认为2号坑与3号坑存在成组关系，徐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相对位置和规模上看，若干坑似乎构成成组关系，即2号和3号、5号和6号、7号和8号。进展至今的发掘也从埋藏物质组合上证明了这一点。”

“成组的坑所经历的仪式过程比较相似，不成对的坑可能有点差别。4号坑是典型的火烧，8号坑有典型的倒灰烬渣子的情况，2号坑和3号坑就没有倒，而是在黄土之下直接掩埋了大型器物。”赵昊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新的神树在7月15日被提取，如何对这株神树进行修复，以及如何理解它与2号坑的神树之间的关系，是未来摆在专家面前的又一道难题。

与1986年的发掘一样，考古队员们也在祭祀坑里发现了大量象牙。出土的完整象牙，从数量上来说，3号坑100根出头，7号坑有150多根，8号坑有200多根，4、5号坑还有大量的象牙碎片。1986年出土的象牙，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没有保护下来。这次挖掘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提取和保护象牙。

深埋地下三千多年，一旦暴露，象牙可能会慢慢失水，不久就会“成为粉渣状，一碰就碎，像饼干一样”，3号坑负责采样的法晓萌同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现场工作人员会给象牙裹上保鲜膜，用湿毛巾再裹一层，再盖上塑料布，尽量延缓它失水。

2001年，同属于古蜀文明的金沙遗址被发现。金沙遗址中也有大量象牙，但是金沙遗址的象牙是埋在沙土里，清理起来相对容易，目前在金沙遗址博物馆里能看到当时保存下来的象牙。这次的象牙埋在黏土中，如何在不伤害文物本体的情况下，把附着的黏土剔除，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同样棘手的还有象牙碎片。5号坑的象牙碎片特别多，碎片表面还有精美的纹饰，铺满一整层，“这些象牙碎片是否有排列规律？我们现在推测它可能是一个由象牙制作的器物碎掉之后的样子。但是现在还不能够确定那是一件什么器物。将来复原那个器物，也是一个难题。”马永超说。

3、4月份，马永超一直担任川大考古队的现场负责人，接替马永超的是黎海超教授。5月，黎海超见证了7号坑象牙的出土，三星堆的8个祭祀坑里，2、3、4、7号坑露出的第一层文物都是象牙。

由于象牙和其他器物的叠压情况特别复杂，最后确定的方案，首先将象牙和周围的器物和泥土分离，然后用高分子石膏绷带对象牙进行加固保持其整体性，最后从“祭祀坑”里提取出来。

黎海超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提取6号坑里的一个木箱。舱与舱都紧挨着，遇到问题，每个舱的工作人员都会聚在一起讨论，有时候陈显丹老爷子也会被请来参与讨论。讨论比较激烈的，马永超记得有两件事:一个是如何提取5号坑的象牙碎片，一个就是如何提取6号坑里的木箱子。

6号坑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坑。坑里“基本没出什么东西”，只有一个木箱。经过几千年的埋藏，木箱已经完全碳化，木箱下面还有灰烬的痕迹。一把漂亮的玉刀从木箱底部的缝隙露了出来，除此之外，里面装着什么还不清楚。

考古队在论证如何提取木箱上，花了大量时间。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整体提取，运到实验室里，再慢慢研究。木箱的三个边紧挨着坑壁，考古队不想破坏坑壁的考古信息，如何切割黏在一起的木箱和坑壁，着实让黎海超头痛了一阵。“木箱极其脆弱，切割极其困难，总会有不完美的地方”，考古队一边做、一边讨论，光是分离木箱和坑壁，就用了几个月。

为了获得更多的考古信息，木箱要和箱底下的灰烬层一起提取，总体的重量超过两吨。考古队把木板插入坑壁与箱体之间分割好的空隙，再将钢板一条条插入灰烬层的更下层，最后把钢板焊接，这样就在木箱外面，再造了一个箱体，这个箱体被运往实验室，等待进一步的考古研究。“可能两周内就要开始清理了。”黎海超在8月28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典型的节点性的遗址”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一个！”法晓萌现在还记得几个月前看到青铜顶尊人像出土时的心情，“全舱的人都很激动”，旁边发掘舱的人也跑来看。法晓萌是上海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研一学生，她来到“坑里”已经有半年了。

这尊3号坑出土的青铜顶尊人像，通高115厘米，下部为一尊跪坐的铜人，双手合握于身前探索发现三星堆，头部顶一块方板，方板连接青铜大口尊，尊的肩部有龙形装饰。“其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里面应该是没有的，只有三星堆有这种东西。”徐斐宏说。

这件器物蕴含着丰富的考古信息，“这件铜器，上半部的尊和下半部的铜人，两部分的产地很可能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代表了三星堆文明，吸收借鉴了源自中原地区青铜文明，在它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造。它的背后，其实象征了所谓的青铜时代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徐斐宏解释。

黎海超也认为三星堆青铜器的来源复杂，“有相当一部分青铜器的技术和原料都是外来的，很有可能这些青铜器就是在外地制作的。比如在殷墟制作，再运到三星堆。但也有一部分应该是三星堆人自己在当地做的”。

考古学上的三星堆文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文化。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表明，三星堆遗址的年代距今大约有4800年至3000年，延续了近两千年。从距今4800年到3500年左右这一千多年，它还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并没有进入文明阶段。“三星堆真正能够进入青铜文明的时间，现在看来不早于商代中期。三星堆文明在商代中晚期确实是达到了古蜀文明的最高峰。三星堆文明以神秘、奇妙而引人注目，但即使这样，整体来说，并不意味着它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中原地区以商为代表的东亚文明的最高水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院长、三星堆研究专家高大伦说。

三星堆的几个祭祀坑，经碳14测年，其年代区间落在3200年前左右。祭祀坑所反映出的古人活动的信息，“代表这个文明的末期的一个特殊的行为”。“三星堆人把他们最珍贵的东西打碎、焚烧，埋了起来，这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很少有文明会把他们最珍贵的、最好的东西全部一下子埋了。”徐斐宏说。

把这些埋着大量文物的坑叫“祭祀坑”，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叫法，事实上各路专家对坑里的器物是否因祭祀而堆放有着不同的看法。

赵昊以8号坑为例，来分析当时人们的行为。8号坑和其他坑不一样，“它的器物大部分都是砸碎的，尤其是铜器，但是玉器又不砸，这就很奇怪，然后还经过了焚烧，焚烧之后再把器物敲得非常碎，很均匀地倒在坑里，把整个坑都铺满了，给人感觉目的性和仪式性非常强，有一个宗教仪式的感觉。代表什么意味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个人有一个判断，埋藏者是以一种尊敬、谨慎的心理在做这些事情的。”

三星堆文明的另外一个特殊之处是，它是完全通过考古学来构建出来的一个文明。缺乏文献的支撑，让三星堆文明在公众眼中显得神秘，不可捉摸，但是在考古学家看来，三星堆确实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一部分。“三星堆是古蜀文明最核心的遗址，它对我们理解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过程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在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以及为什么它们能融合在一起，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三星堆在这方面是非常典型的节点性的遗址。”赵昊说。

参与最新一轮三星堆发掘的一线考古人员大多是85后甚至90后。（受访者供图/图）

新人：“可能一生就一次这么珍贵的机会”

每天下午六点多，发掘舱里的工作人员陆续出舱。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有的人膝盖上戴着护膝，有的人腰上贴着止痛贴——在发掘坑里长时间的跪姿和弯腰，让很多人腰酸背痛。所幸发掘区离广汉市区并不很远，开车十几分钟，他们就可以回到住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负责此次8号坑的发掘，赵昊从2月20日来到考古工地，一直待到了现在。他是北大考古队的现场负责人。赵昊有时会在自己的防护服的右臂写上“昊昊”，昊昊带领的是一支年轻的团队，北京大学2017、2018、2019级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以及2020级的博士后，轮流参加发掘工作。

每个单位都有一位带队老师和轮流来“见世面”的学生。每一支队伍都非常年轻，4号坑的负责人许丹阳只有26岁，徐斐宏和马永超都是90后，冉宏林2021年6月才刚刚完成博士答辩，论文题目为《成都平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参与发掘与文保的200多人，有150多人都是90后，上海大学考古队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

四川大学考古学的研一新生蒙萌，已经来“舱里”近两个月了。头一个月每天都要工作，发掘工作不能停止，理论上所有人都不能休息，但是为了保证考古队员的体力恢复和健康，只能采取轮休的形式。

蒙萌每天八点半进舱，负责7号坑的采样工作。穿好医用防护服，一天的忙碌工作就开始了。舱里的学生们被分为发掘组、采样组和记录组，流水线般地执行不同的任务。蒙萌刚开始进的是发掘组，后来同学换班回去学校，她就开始负责采样的工作。四川大学三星堆考古队在微博上经常展现同学们的工作照片，在可升降的工作台上，“要学会各种姿势，劈叉、吊舱、直接趴下……”

这是蒙萌第一次下考古工地。“第一次就来了这么上档次的工地。”她笑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川大考古队租了两套房，和蒙萌同一批来的四位女生，再加上另外三位同学，住在一套四室一厅的屋子里，老师则另住一套。“生活条件比一般的考古工地已经好很多了。”

8号坑是新发现的六个坑里面积最大的，五米长，两侧的宽不一样，东侧三米八，西侧四米。因为大，推进得自然要慢些。第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逐步清理坑内上层的棕黄色填土。在现场，考古队以60厘米×60厘米的网格进行区块控制，每次以5厘米左右的深度向下清理。对于暴露出的任何遗物，小至一粒铜渣，都进行了激光定位测绘和三维扫描记录，以确保每一件文物的出土状态、空间信息、层位关系得到系统记录。

每一个坑的挖掘都奉行同样细致的标准化流程。法晓萌负责过3号坑的采样和记录工作，她向南方周末记者详细地描述了整个工作流程。

发掘组的同学主要在坑内进行发掘工作。如果发掘组发现的是青铜或玉石，负责拍摄同学会先拍照，器物露出表面的时候拍，提出器物的时候再拍。接着采样组会使用全站仪记录它的三维坐标（精确到毫米），录入电脑系统，然后制作标签和编号。记录组的工作就是手写发掘日记，他要紧跟着上述每一个步骤，并写到记录本上。几点钟出土了什么东西、今天有哪些客人来访、发掘人员的看法、推测，他也都要记录下来。拍摄的同学在器物贴上标签的时候再次拍照。

“我记得第一天来的时候动都不敢动，”蒙萌回忆说。上一批同学“手把手”地开始交接工作，“怎么刮面、怎么用竹签去剔象牙上的泥巴”。现场的考古工作是一门体力活，同时也考验着同学们的专注与耐心。

法晓萌来得比蒙萌早，2月份就到了遗址区。法晓萌本科学的是历史，来到工地之后，她突然意识到，比起历史学，考古学是一门“十分需要跟人合作的工作”，不仅同学、老师们要默契配合，还要和文物保护团队、工地上帮忙挖掘的工人协同作战。

“对学生来说，可能一生就一次这么珍贵的机会。”5、6、7号坑发掘负责人黎海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带队的川大学生，因为人数较多，离三星堆也比较近，轮换的频率也比北大和上大的学生要高，蒙萌在9月中旬就要回到学校了，下一批学生将由她手把手地交接下去。

3号坑的挖掘现在已经到了收尾阶段，挖掘结束之后，法晓萌还要协助进行资料数据的整理。研究生三年，三星堆的工作将会占用去她大部分的时间。她已经在规划毕业论文的选题。“研究方向应该是三星堆文化，”她说，“这半年的工作，让我更加认清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我觉得我可能以后会一直从事相关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