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思想的时代性跨越

城乡关系与区域城市是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先明梳理了集体化时代“新农村建设”思想孕育和形成的历史进程。他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或战略构想的提出,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探索中的重要命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新农村建设”思想的时代性跨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形成,标志着“新农村建设”思想的时代性跨越。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慧芝通过对海河流域城乡关系变迁的考察,认为城乡关系不仅是政治、经济问题,也是文化和生态问题。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荆蕙兰着重探讨了近代东北城乡之间文化习俗的趋同与互动,认为城乡间文化认同与异质性并存,在城市文化的强势改造下,乡村文化呈现断裂和边缘化状态。

区域城市体系和市场网络一直是城市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许檀依据税收档案和商人会馆碑刻资料,对华北商业城镇的市场层级和经营规模进行了划分和估算。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肇磊对民国时期武陵山区城市数量、规模与城市体系的变迁及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城市数量和规模虽有所发展,并初步形成了具有现代特征的城市体系,但受城市发展政治优先原则和山区地理与社会经济条件所限,当时未能发展成统一、完整、层级有序的城市群体。

城市对腹地的影响以及城市之间的关系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湖北省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笃勤分析了清代汉口的商品和市场网络,认为汉口的商业贸易既促进了武汉的现代化及功能转换,又刺激并带动了腹地商品经济和市镇的繁荣。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熊亚平从近代京津地毯工业的发展入手,认为尽管京津在某些近代工商业行业形成了一定竞争,甚至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局面,但就总的经济关系而言,两市具有较为明显的互补性特点。

社会文化史引人瞩目

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研究有所突破。南昌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罗桂林以上海法租界的街道名称为考察对象,通过梳理各政治势力对街道名称的政治利用,揭示了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发现历史,认为“俗名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近代地名政治的发展方向,说明在中国近代城市政治文化的发展中存在自下而上的演进力量。

儿童问题曾经是日常生活研究的薄弱领域在中国发现历史,但现在已引起学者关注。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弛围绕民国时期上海家庭“儿童游戏室”问题展开探讨,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幼儿教育专家提倡的儿童游戏室更多地停留在话语层面,但仍反映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儿童在家庭中地位的上升在中国发现历史,良好的居家环境和寓教于乐的家庭教育等育儿观念逐渐为国人了解并接受。

城市休闲娱乐与社会风俗风尚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汤锐考察了休闲体育在近代天津日常生活中的角色,认为上流社会、中间阶层和下层群体对体育的理解主要基于自身所需,经济地位的不同决定了其观感存在差异。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任云兰考察了外侨俱乐部对近代天津体育运动、餐饮、建筑等方面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丁芮分析了沦陷时期北京的丧俗,试图为沦陷区社会生活史研究提供具体而鲜活的例子,并探讨沦陷区民众的生存状态和心态。

总结并反思研究现状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城市史研究虽已枝繁叶茂,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从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进行总结和反思,以便认清目前城市史研究的优势与不足,有针对性地推进城市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长莉认为,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已成为一个成果突出的分支领域,具有鲜明特色,达到了较高理论高度,呈现多样化、精细化趋向,问题意识不断增强。今后,应当注重加强理论性、联系性、综合性研究,以克服目前存在的细碎化和平面化。

城市经济研究同样令人喜忧参半。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利民认为,近代城市经济研究具有不少优势,例如资料积累和研究基础比较雄厚、研究者众多、成果显著,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研究对象相对集中、综合性研究较少、时代意识不强等。今后,要扩展研究范围和视野,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对城市经济相关问题展开研究“新农村建设”思想的时代性跨越,当务之急是开展区域研究和城乡关系研究。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副教授安宝总结了日本学者对华北乡村史的研究状况,认为日本学界专注于具体问题的深描而不是宏观理论架构和观点创新,主要着力在乡村社会方面,同时存在概念理解不清晰等问题。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