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我一生都看中医吃中药，哈佛三杰之一

于右任（民国要员，复旦大学创办人）说：“我一生都看中医吃中药，在我们陕西，全省只有一间教会办的西医院，一共只有三个西医生，绝大多数老百姓有病都是靠中医治理的。

所以，中医对中国人的健康保障有很大的贡献，现在西医褚民谊等当政，想把中医消灭，这等于洋教徒想消灭全国和尚、道士一样，那怎么可以呢?”

刘文典（文史大师，联大教授）说：“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是大错而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

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也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班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

刘半农（新文化运动先驱）说：“我们一旦有了病，第一个困难问题，就是请西医好，还是请中医好，这在以骂中医为职业的某君，自然不成问题。但胡适之、马隅卿等都害过重病，西医医不好，却给中医医好了。

这又使我们对于中医，不得不有相当的信仰。但适之说：中国的医，是有医术，没有医学。有术无学于右任：我一生都看中医吃中药，哈佛三杰之一，是带一些危险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仍旧要舍中医而就西医。”

汤用彤（国学大师，哈佛三杰之一）说：“对于针灸的问题，因为我原来以为是一种迷信，就是偶然听见它的疗效，也以为是谣传，所以我对针灸毫不留心,但是在解放以后，由于亲身的经历及耳闻目见，我从对中医的极端反对变成极端的推崇。”

邹韬奋（记者，出版家）说：“我国往往有人看了几本不求甚解的医书，就胆敢开方药治病，在他们腕下冤死的人真是不可胜数，这便是所谓‘庸医杀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痛恨‘庸医’而遽断中医绝对没有好的，更不能因此遽断中国医术绝对无存在的价值。

中医确应有积极改良的地方，却不应不分皂白‘禁止’。即如‘旧医学校’，加以考查，绳以标准，然后分别决定存废则可，一概抹煞的‘禁止’，则于理似有未当。我个人偶有疾病虽向来请教西医中医大家，但平心而论中医大家，除了‘杀人’的‘庸医于右任：我一生都看中医吃中药，哈佛三杰之一，之外，中西医却各有所长。”

梁实秋（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说：“所谓‘国医’，我们以为这明明白白地是一种文化落后的民族的产物，绝对没有资格和科学的医术抗衡，然而有极大多数的人平时可以坐火车、点电灯，而遇到自己身上有病时，依然要请教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的‘国医’！这现象使人丧气。

可是我相信，经过长时间地淘汰，‘国医’是一定要消灭的，优胜劣败的铁则在两种文化接触的时候一定早晚要显露出来的。”

陈果夫（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代表之一）说：“我主张：凡是能够治人疾病的医生，都该扶植，不管它是中医、西医。对于中医，应该在教育上、政治上作积极的扶植。

我以为至少要做到下列两点：①创办教育研究机关，发扬中国固有医术上的高深理论，整理数千年来的经验，而与世界最新的医学知识相印证。

②国家设立有规模的研究所，用科学方法化验中药，重新估定中药的性能……科学重实验，中国医生的观察病象和断定病态，以及决定治疗方法及用药，都有它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这种理论和方法中医大家，也是经过长时期的实验而成立的，不过和外国现在的看法不同而已，我们不能因为它与外国不同就说它完全不对！

不过在这个时代，要和这个时代的一切相配合，使大家都容易了解，所以我在民国十八年就主张中医要现代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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