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道法思想的诸多理论命题深刻地揭示出传统法律思想特质

秦汉杂家道法思想述论——以《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考察文本 关键词: 秦汉杂家/道法/吕氏春秋/淮南子 内容提要: 作为中国传统法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道法思想的诸多理论命题深刻地揭示出传统法律思想的特质，也能展示从先秦思想争鸣到汉初儒术独尊之间历史传承脉络。秦汉杂家在思想融合中所表现出的宽广视野、宽容态度，以及根据自身对时代主题的把握进行理论构建的自觉，在当前仍有其价值和意义。 战国以后，政治统一成为时代主题能否促成富强和统一，成为决定各家学派思想能否为采纳的标准。在此背景下，各家学派也相应地做出调整，重“道”的同时，开始关注“术”的问题，以此来回应现实。冯友兰先生认为，在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际，中国思想界有一种“道术统一”的学说，在思想家和政治家之间流行着。有这种运动，有这种学说，思想界即生出一种新的派别，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谓的杂家。冯先生认为“道术统一”的思想运动兴起的原由主要在于：第一，统治者对思想统一的需要，这缘于在决定政策时对一贯的理论根据的要求，同时，政策施行时需要减少庞杂不一致的批评。第二，各家学说主张虽殊，但都认同真理，并且认为真理原本只有一个，这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各家进行对话的距离。

第三，从思想史发展本身来看，经过“百家争鸣”的时代，随后应当有一个综合整理的时期。[1] 一、《吕氏春秋》道法思想之解读 (一)道：宇宙本体与终极规律的统一 “道”是《吕氏春秋》的核心概念和逻辑起点。吕书认为，“道”对“法”发挥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法”则需时时处处体现“道”的精神和要求。《仲夏纪·大乐》中对“道”的本体地位作了明确的阐述：“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人作为万物之一，同样产生于阴阳相互作用，本于太一(道)。所谓“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2]对于人类社会任何问题的思索便也被限定在这样一个体系化的框架之内了，天人一体的文化特征大概也肇端于此。道除了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外，还代表着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宇宙间万物运行的规律。所谓“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杂家思想主张，无乱人之纪。”[3]天道、地理和人伦都是从规律层次上讲的，无变、无绝和无乱则强调了规律的不可违抗性。 (二)“法天地”：法与道的统一 “法天地”亦是《吕氏春秋》道法思想的集中宣示。

首先，“法天地”体现了法律要反映“道”的要求，接受“道”的指引，从而实现道法和谐统一的要求。在《情欲》、《圜道》等篇中集中论述了这一思想，如“古人得道者，生以寿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奚故？论早定也。论早定则知早啬，知早啬则精不竭。秋早寒则冬必暖矣，春多雨则夏必旱矣。天地不能两，而况于人类乎？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4]“天地不能两”旨在阐明道的根本决定性，天地必一于道，而人作为天地系统内的一分子，自然应当“与天地也同”。 根据季节时令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法令措施，也是“法天地”的重要体现，《十二纪》中有许多典型记载。古代先民总结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并将视为天道的表现，强调人类社会的活动应当去顺应这一规律的要求。法律方面，在万物复苏萌生的春季，君主要发布“德和令”、“行庆施惠”，而且要主动抑制刑罚的适用，做到“省囹圄”、“止狱讼”；而在秋冬季节，万物萧瑟，惩罚犯罪、施用刑罚就认为是符合“天道”的。这种观念后来在传统法律中亦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其次，“公”乃“道”的体现，法当贵公。中国传统法律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已是学界通识。

这种传统重视对法本身进行道德性的审视，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有相通之处。《吕氏春秋》中“法贵公”的思想便体现了这一点。“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此三皇五帝之德也。”[5]在此，“公”成为治理天下的首要标准：第一，天道为公，对万物一视同仁，不私一物；第二，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先圣贤王秉承天道，在上古时代实现了公平的社会治理；第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既然非一家一姓之私产，便不存在差别对待的理由。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评价的：“吕氏门客，把儒、墨、道三家所蕴含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作了强烈的表现。”[6] 第三，道恒为一，法亦贵一。在战国末期、秦国即将完成大一统前夕，“一”的含义更扩展为能够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同一、统一”，这在《吕氏春秋》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

一则治，两则乱。”[7]“故一也者制令，两也者从听。先圣择两法一，是以知万物之情。故能以一听政者，乐君臣，和远近，说黔首，合宗亲。能以一治其身者，免于灾，终其寿，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国者，奸邪去，贤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适，风雨时，为圣人。”[8]正是基于此，作为国家治理重要手段的“法令”，其坚持“一”的标准，便符合道对于法的统领要求。 二、《淮南子》道法思想之解读 (一)道：治术层面的深化 《淮南子》中的“道”仍然是宇宙万物生发的本源，既是终极的本体论概念，又具有实在的物质内涵。在《原道训》、《俶真训》、《天文训》等篇目都有系统的阐述。譬如：“道始生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杂家思想主张，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9]这里，“道→虚廓→宇宙→气→万物”的宇宙生成图谱与《老子》、《吕氏春秋》中的描述如出一辙。然而，《淮南子》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事，其著述的目的就在于“纲纪道德，经纬人事”，对哲学命题的探讨只是一个必要的铺垫，“道”的重心仍将落在社会治理方面，体现为治术层面的深化。

首先，“道”是先贤圣王开创伟业的根本途径，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在道与数(术)之间，贤王都是奉道而行，乱主则往往依任小数(术)。 其次，《淮南子》中“‘道’的功能有一个由隐至显、由古而今、有‘形而上’到‘形而下’的展现与落实的过程。”[10]当“道”与具体的“人”、“事”相结合的时候，“道”的功能就得到了发挥。也就是说，真正体察“道”的人就会顺应自然，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收到“逸而不穷”的效果，正如《俶真训》所强调的“唯体道能不败”。 最后，《淮南子》强调“治在道，不在圣”。正是因为遵循“道”才得以成圣，道是根本。《淮南子》所认为的“圣”就在与得“道”，如儒家的圣相比，伦理色彩淡了，却增添了智慧的要求。 (二)“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的法律观 首先，道乃法之根本，道基于本体地位具有对法的统摄地位。《淮南子》认为，只有圣贤方能把握“道”的真谛，因而其治世的视野是极其宏大的。相比之下，究于法术之类的末节是不足为论的。《精神训》指出圣人当“法天顺情，不拘于俗，不诱于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这正是道的要求。 其次，法与天地自然相适。无论是“天”、还是“道”，中国传统文化认同在最高层次上有一个本体，而且，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都受到一个最终规律的制约，此终极规律与最高的本体恰是合一的。

这种观念对法律思想的影响便是，法要顺应天地自然所固有的规律，否则，人类社会将会遭到自然的惩罚。 《天文训》阐述了许多人类活动与自然相关联的观点，对法律思想也有重要的影响。譬如，君主对国家的治理状况，都能在自然界有所反映，形成了一种来自自然的约束力量，所以要“受制于天”。刑杀不当或苛政肆虐都容易引发强烈的自然反映，而遵道而治行宽仁之政才能够得到佑护。这种自然的警示作用一方面增强了君权的神秘色彩，同时也能对君主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 其他各篇则侧重从圣贤个人修养的角度阐述“法天地”之主张。譬如：“是故圣人法天顺情，不拘于俗，不诱于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天静以清，地定以宁，万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11]“法阴阳者，德与天地参，明与日月并，精与鬼神总，戴圆履方，抱表怀绳，内能治身，外能得人，发号施令，天下莫不从风。”[12]先圣贤王作为法律的制定者，能够将个人观念行为中的“法天地”化为“因天地而立法籍”，并对后世统治者产生示范作用。第三，法与人情礼俗相一致。就法而言，在遵循自然天道的同时也应当与人情礼俗保持一致，惟有如此，法的正当性才能得到根本的贯彻。《淮南子》中认为，人性中有“善”端，但需要圣人法度的引导，所谓“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

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悬)而不用。”[13] 总而言之，“明于天道，察于地理，通于人情”是《淮南子》道法思想集中体现。有认识论层面上“道”的统领，有古代天文地理等早期科学观念的支持，更有人类天性和社会礼俗制度的支撑。法被置于一个庞大的体系中去，从来都是作为整体的部分来存在的。在先人的观念当中，法要服务于社会治理的目标，要顺应天道与人情，但却总是以法律独立性的缺失为提前的。 三、秦汉杂家道法思想的特征及其历史影响 秦汉杂家思想的特征就在于融通各家的整全性，这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道法思想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为有机整合儒道法三家的思想元素，秦汉杂家道法思想具有一种分层的特征：第一，“道”构成法律的形而上的和伦理的根据。主张道对法的统摄作用，法律要体现道的作用。第二，总体倾向是德主法辅，即认为德、仁义、礼在国家治理的体系中具有主导，刑赏法度是抑恶的必要补充。并将德主法辅与“道”相关联，有机地融合了儒道两家的思想。第三，在具体的“法术”的层面，除反对严刑峻罚外，较多吸收了法家的思想。 秦汉杂家道法思想体系当中，“道”和“因”是两个重要的概念。

正是基于对“道”的诠释和“因”的引入，整个道法思想才成为内在协调的体系。“道”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万物所产生最终依据《吕氏春秋》道法思想的诸多理论命题深刻地揭示出传统法律思想特质，具有玄冥色彩；二是作为天人合一系统的最终决定性规律。道法关系是中国传统法哲学的核心问题。对此，《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都强调道对法的支配地位，法只有与道相适应才能够发挥作用杂家思想主张，即道本法末。在两部著作中，道进而转化为了“天地”，而“法天地”也成为道法思想的自然延伸。“因”对于道法思想的形成发挥了桥梁的作用。“因”的基本内涵是因循不悖，强调积极地谋求与一种基本准则之间的协调统一。正是有了“因”，使得在形而上的层面坚持道家原则的同时，又能够将儒家、法家等其他学派在形而下层面的思想元素吸纳进来，成为“无为”与“有为”之间的结点。第一，通过“因”使无为有了新的含义，即“无为”成为不妄为与顺道有为的结合。[14]第二，《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汲取了先秦各家人性理论的元素《吕氏春秋》道法思想的诸多理论命题深刻地揭示出传统法律思想特质，以一种超越价值评判的相对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人之性情的问题，并通过“因”消解了天道和人性之间的紧张。[15]第三，法(特别是赏罚)应当因人情而制，无疑是对传统专制社会下法律僵硬苛酷的一种软化，同时也是道法思想的重要体现。

思想演进无疑是一个历史传承的悠长过程。吕不韦和刘安虽未能实现其政治抱负，但人亡书废并不能阻碍思想元素以潜隐的形式继续存在。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对构建贯通天地人为一体的理论学说的孜孜不倦，逻辑起点从“道”变为“天”，阴阳之间从并陈变为尊卑有别，对道和人情的因循则转化为“天人感应”。可见，以“贯通各家”为主要特征的秦汉杂家，在战国末期至汉初的“道术统一”的思想融合过程中，以其独特的包容性，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在当前，面对转型期多样思想潮流的碰撞和交锋，秦汉杂家在思想融合中所表现出的宽广视野、平等对待各家思想的宽容态度，以及根据自身对时代主题的把握对所融合的思想进行理论构建的自觉，对我们并非全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