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政治化及其政治文化的巨大变化

儒家思想之所以都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是与儒家思想内在的本质规定和伦理道德要求有着必然的联系，兼容并包的自我完善功能和开放性特质，使儒家思想更加符合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客观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平、稳定建设家园的崇高愿望，也发挥着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大作用，显示了儒家思想的巨大变化。

一、儒家思想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儒家思想是中国长期不变的农业经济和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关系与专制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它要求给统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让统治者尽片面的义务。儒家文化独特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封建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稳定、调控、导向和建构功能，符合封建统治者实现其统治的要求。儒家提倡“仁政与德治”，反对暴政；强调严格德社会分工孟子的儒家思想，把农业视为富国、强民德根本产业，把男耕女织视为最现实的社会生产途径，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视为最理想的生产方式。儒家这种经济思想同封建统治阶级的“重农”主张相符合。同样，也符合了小农经济下农民安身立命的生活目标和他们的道德、心理要求。

政权与儒家思想相结合，政治儒学化，儒学政治化，形成“政儒一体化”的政治文化格局，是儒家思想内在特质的重要表现。在漫长而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的政治化是儒家演变的基本保障。政治化的儒学满足了时代发展的基本要求，使儒家思想成为国家实现其政治统治，调节人们思想、行为的基本原则。政治的儒家化使儒家思想在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居于支配地位。“政儒一体化”关键在于儒家兼容并包的内化性功能和开放性特质，使儒家所倡导的核心思想和行为准则孟子的儒家思想，更加符合了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要求。儒家始终将“礼”作为其政治活动的核心，坚信通过“人伦”教育，就能达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治世目标。“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孟子的儒家思想，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褥词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典礼》上）“礼”成为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突现了“礼”在实现其政治统治中的约束性作用。

二、兼容并包的内化功能和开放性特质，是儒家思想被广泛推崇的内在原因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长期与中国时代政治相结合，保持其独尊地位，与其自身的包容性、内化性和开放性有着密切关系。孔子继承周文化，并通过自身的“损益”把传统的礼乐法规转化为人的自觉的道德实践，又把人所具有的道德属性扩展为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用以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基础。孔子的思想经过孟子、荀子的发挥和宣扬，在先秦形成了一个具有巨大影响的儒家学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统治的巩固，黄老“天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统治方法不再适应对内加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需要，到了汉武帝时，儒学便取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董仲舒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宇宙观，建立起“三纲”、“五常”道德观，把先秦关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发展为“三纲”，把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调整这种关系的基本原则。儒学开始走上了神学化的历程。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稍后又产生了土生土长的道教，儒学日渐显露出衰败的迹象。魏晋玄学用精神性本体代替有意志的人格神，叫人无视社会现实和现实斗争。玄学在宣扬以无为本的性本体论的额同时，把儒家思想消融在道德思想之中，实现道、儒合一。隋唐时期，形成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这种局面不符合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要求。唐中期，韩愈极力排除佛、道，提倡儒家道统思想，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为宋明理学发展儒家思想创造了条件。

北宋周敦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孟子、董仲舒和韩愈的儒学，结合儒、道、佛：儒家思想的政治化及其政治文化的巨大变化，提出太极、理、气、性、命诸范畴，奠定了理学的基础。程颢、程颐在“天人合一”论的基础上，提出以“理”为基本概念的理学体系，理成为先于事物而存在的唯一绝对的最高实体，是万物都要遵循而不可违反的最高原则，也是社会道德的最高标准。朱熹既批判佛教的出世主义，又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和吸取了佛教的理事说、心性论、修养论等思想。在与道德的交往中，既批评道教与儒家伦常不符合的思想，从中借鉴了道教之图：儒家思想的政治化及其政治文化的巨大变化，考释道书，吸取道教的治学方法，将思辨哲理与儒家伦理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融合了儒、释、道三教，在“三教融合”的基础上重建孔孟道统，建立起一个兼容并包的庞杂理学体系，走上了“政教合一”的道路，使儒学在宋朝时期形成了新的完备的理论体态，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达到了高潮。“程朱理学”以孔孟之道为主要基础，批判吸收佛、道营养，强调仁、义、礼、智之理为世界的逻辑根据与万物的本性；强调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并强调每个人的道德自觉性、操守与气节。以朱熹儒教经学为代表的宋朝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对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延缓封建制度的瓦解起了重大作 用，也使儒家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

现代新儒学走中西融合、“返本开新”的道路。其基本思想主要继承了宋明理学的精神实质，在坚持民族本位文化的前提下，对西学中的民主、科学与理性等中国文化所缺少的合理因素，采取有选择地吸取的态度。当历史走进20世纪时，随着世纪初中国封建统治的最后灭亡，也就废除了儒学作为国家政治指导思想的地位。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猛烈攻击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从而使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学退出历史舞台。

三、儒家思想的许多传统美德与追求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起到凝聚人们力量的重大作用

儒家思想的内在特质，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多数民族成员认同的心理素质、思想感情、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强调“人以待人”，尊老爱幼，爱国爱家，形成了具有亲和力和凝聚力的中华民族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辛劳勇敢，自强不息、不畏强暴、刚正不阿的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情操，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民颂扬的典范与身体力行的准则。它们构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以“仁、义、礼、智、信、忠、孝”为其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文化在形成民族的精神风范及民族的思想方式上具有独特的作用，时至今天，它仍以独特的方式凝聚于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当中。特别是儒家所倡导的“中庸”思想，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儒家强调“中和”、“中道”、“中用”，强调安定团结和统一，形成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国家统一的整体观念，对于中华民族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天人合一”的文化特质渗入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风俗、心态、审美、情趣、制度、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语言文字之中，成为凝聚在中华民族文化结构中的重要因素。儒家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看成是不可分割的系统结构，培养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统一的理想主义的心理特征。儒家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道德原则，要求人们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追求一种和谐社会关系，把个人与社会看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儒家认为自然界与人类是一个统一的自然整体，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只有视天地万物为一体，才能达到自然、社会、人与资源的协调发展。

儒学同中国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所倡导的刻苦奋进、崇尚气节与民族自尊、诚实守信与宽容和谐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现代中国民族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